马王爷的新花园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会议简报

maxiaolin — Mon, 07 July 2008 04:30:59 +0800

美国财政部发布第4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会议简报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时间：2008.06.19

第4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于6月17-18日在美国举行。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于6月18日发布会议简报，介绍战略经济对话讨论的议题和结果。以下是简报的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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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

公共事务办公室

2008年6月18日你

美方会议简报：

关于第4次内阁级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美国和中国今天结束了第4次内阁级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乔治·布什 (George W. Bush)总统与胡锦涛主席共同倡导战略经济对话，要求建立内阁级对话机制，制定实现长期共同目标的战略，同时处理两国经济关系的短期问题。2008年6月17日至18日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 Maryland))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举行会议期间，9名美国内阁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与财政部长保尔森(Paulson)一起与中国副总理王歧山及18位中国部长级官员和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举行讨论。

战略经济对话是在战略基础上管理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双边经济关系的稳定与繁荣对两国都日益重要。在本星期举行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讨论的议题有：能源与环境合作机会、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管理、民生投资、贸易与竞争、促进投资等。

安纳波利斯会议以战略经济对话开始以来美中双边经济关系取得的成效为基础，其中包括：消费者安全问题的进展、有关美中政府间建立新的合作文化以保障美国消费者健康与安全的讨论；金融业改革取得的进展，包括人民币的币值问题；新签署的双边民用航空协议，向美国航空业开放中国客运和货运市场；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措施，包括有关中国建立全国排放气体交易项目的协议和与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进行战略石油储备合作的协议；新签署的旅游谅解备忘录，方便中国组团来美旅游，预计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美国旅游业增长。

能源与环境的合作机会

根据布什总统于去年9月启动的主要经济体机制(Major Economies Process)及战略经济对话以往进行的讨论，美国和中国同意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两国合作，促进能源安全和提高环境的可持续性：

- 能源与环境10年合作框架：在第3次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宣布成立工作小组制订能源与环境广泛合作的10年计划。美中两国今天宣布两国对合作框架表示赞同，并已成立联合行动小组处理电力、空气、水、运输和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等5个实际领域面临的问题。

- 撤销对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的障碍：这方面的讨论最初只涉及笼统的问题，现已集中讨论涉及产品的范围及降低关税或在适当的情况下免税的方式，以利世界贸易组织(WTO)有关环境产品与服务综合协议的实施。

- 与国际能源机构合作：根据第3次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关于加强建设和管理战略石油储备的承诺，中国同意考虑在石油供应不足时，按照在日本签署的5国部长及8国集团+3能源部长协议的原则，自愿与国际能源机构成员共同采取联合行动。

如遇石油供应不足，与国际能源组织的协调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全世界和美国的能源安全。中国也同意加强与国际能源组织在全球能源市场、能源效率和洁净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 可持续的林业管理：美国与中国同意促进全球可持续的林业管理，双方已确定下一次举行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之际相互合作的具体地区和活动。

- 非法砍伐树木问题：美国和中国在2008年6月13日根据《禁止非法砍伐树木和有关贸易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Illegal Logging and Associated Trade)举行第一次双边论坛会议，就重点领域具体的后续工作达成一致意见。

双边投资

美国的双边投资政策是我国经济的优势之一。美国继续提倡开放贸易和投资。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能够刺激增长和竞争，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促进繁荣，并增强竞争力。美中两国以支持和促进开放投资和市场竞争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 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谈判：美国和中国同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会发出一个有力的信号，表明我们两国都致力于开放投资，以公平、透明的方式对待对方的投资人。美国将依照美国模式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因为这种模式为保护投资人制定了高标准。我们将力争达成一项全面的协定，为所有的经济部门提供重要的法律保护，包括享受非歧视性待遇、正当程序、透明制度、资本自由转移以及征用损失赔偿等权利。我们将力争达成一项协定，让投资人能够通过独立的国际仲裁机制要求获得上述权利。我们两国政府很快将开始谈判，并预计在下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之前展开几轮磋商，但完成谈判的时间表将取决于协定的质量。我们相信，一项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然符合我们共同的经济利益。

- 制定促进投资行动计划(Investment Promotion Initiative)：美国和中国都同意制定一项促进投资行动计划，提高公众对我们两国间投资流动的积极效益的认识。

- 美中投资论坛(U.S.-China Investment Forum)第一次会议：美中投资论坛第一次会议于6月16日举行，双方讨论了双边投资问题，并达成了一份框架及工作计划。投资论坛为美方提供了一个平台，主要在于供投资人向中方提出实际关注的问题，例如投资审核程序以及中国潜在的投资壁垒，同时鼓励中方增加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

-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中国赞成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决策应完全以商业考虑为依据。

金融业改革

美国和中国位居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及贸易体系的主导地位，肩负促进本国经济平衡和可持续性增长的共同责任。具有竞争力和高效的金融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契机。

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双方讨论了近几个月的市场波动以及重新定价全球市场风险等问题。美国介绍了为舒缓市场压力正在采取的短期措施以及为解决最近市场动荡引发的政策问题采取的中期步骤。中方介绍了为开放其金融服务业和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正在采取的措施。

美国和中国达成一系列有助于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协议：

- 消费融资：中国同意在试点基础上允许非存款类外国金融机构提供消费融资，为美国公司提供了新的机会。

- 股票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同意合格的外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人民币债券：中国同意放宽外国法人银行发放次级人民币债券的资格限制，这将允许外国银行，包括美国银行筹集资本，发展业务。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中国同意缩短某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初始投资"锁定期"，为美国共同基金和理财人员提供新的机会。

- 信用评级机构：中国同意，现有合资信用评级机构(credit rating agency)可以申请执照，在美国对"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eporting Organizations)新的监管条例生效之后，在不减少外资现有持股比例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券进行评级。这将有助于扩大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信用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机会。

- 保险：中国已确认，中方认识到美方关注管理条例提案(《股权管理办法》)将限制对中国国内公司投资的问题，中方将继续就各有关方面的意见进行充份磋商和考虑。中方还明确表示，中国最近颁布的管理条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了中国保险公司──包括吸收外资的公司──投资海外资产的相关要求。这应在更大程度上明确了管理这类资产的要求，也将为公司经营业务提供了更大灵活性。

- 合资证券公司：根据2007年5月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达成的一致意见，中国表示中方恢复了对合资证券公司的执照发放工作，批准了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在华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申请，允许瑞士信贷参与中国国内股票承销市场。瑞士信贷的投资银行业务总部设在纽约。

- 证券经营范围：根据2007年5月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达成的一致意见，中国表示中方已采取措施，履行允许外国证券公司扩大经营的承诺，现已批准里昂证券亚洲(CLSA)的代理和研究执照。这一先例将有利于美国的金融机构。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从在2007年5月内阁级战略经济对话期间承诺扩大其规模以来，中国为几个新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发放了配额，允许外国共同基金，其中包括美国共同基金投资中国国内股票市场。这一先例将有利于美国的金融机构。

- 人民币升值：自从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3%；自从上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以来，人民币按年度计算升值的速度提高到14.6%，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3.4%和6.9%。

贸易与竞争

美国和中国共同承诺并联合采取行动，要求两国经济在全球化主导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有关行动如下：

- 多哈回合(Doha Round)：美国和中国将同WTO其他成员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谈判圆满完成，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 交通论坛(Transportation Forum)：美中两国签署交通合作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ransportation Cooperation)，建立了一个涵盖两国间所有交通运输模式的交通论坛(Transportation Forum)。交通论坛将帮助希望参与中国新建公路、铁路、港口和航空设施的设计、施工和设备安装的美国公司寻找商机并排除障碍，并在中国各地提供范围广泛的货运、客运和邮递服务。交通论坛将有助于确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并找到瓶颈环节，以确保美中国之间的贸易自由通畅。

- 透明度：美国和中国同意，除非有特殊例外的情况，在正式采纳任何与贸易和经济有关的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前，需公开向公众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期自草案公布之日起不得少于30天。中方同意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设立的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布有关草案以征集意见，美国同意在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管理的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上公布这类草案。

- 知识产权：美国和中国同意在第4次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并在第19届商贸联合委员会会议开幕前，尽快通过商贸联合委员会下属的知识产权工作组(IPR Working Group)加紧展开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双方同意以中方最近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2008年知识产权保护行动纲要》为开端展开上述合作，双方还可以商讨与目前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申诉无关的问题。

产品安全与产品质量

美国是全世界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之一。维护贸易信誉、产品质量以及食品、药物和医疗设备的安全，一直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要求在本国市场销售的商品及产品安全可靠，并继续同所有贸易伙伴共同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商品及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为进一步推动并加强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的有关两国贸易关系的优良信誉的对话，两国审议了执行一系列协议的进展情况，以确保中国达到美国为保护消费者并保障美国市场上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而实行的严格标准。这类协议涉及药物、医疗用品、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此外，两国还宣布了以下决定：

-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向中国派员：美国与中国已达成共识，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派员。两国同意就此做出具体安排。

赖斯谈朝鲜核项目问题

maxiaolin — Sun, 06 July 2008 08:42:49 +0800

国务卿赖斯谈北韩核项目问题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时间：2008.06.23

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指出，北韩(North Korea)可能已经准备好提交延误已久的核活动记录申报材料，这将成为稳定朝鲜半岛(Korean Peninsula)局势的国际努力向前迈出重要一步的标志。

6月19日，国务卿赖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编辑委员会表示："我们可能有希望在………本月内收到申报材料。"她说："为争取推动这一进程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中方。"

中国、日本(Japan)、俄罗斯(Russia)、韩国(South Korea)和美国(United States)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之下要求北韩撤除核设施，以此换取新的政治和经济安全惠益。申报工作是这一努力的关键一步。

据媒体报道，北韩可能最早在6月26日向北京提交申报材料。国务卿赖斯预定从6月26日开始对该地区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她将前往日本、韩国和中国，六方会谈很可能会是首要议题。

北韩遵照2007年2月达成的协议对起步行动的规定，关闭了宁边(Yongbyon)核设施，但却没有遵守第2阶段行动要求他们到2007年12月31日全面申报其核活动的最后期限。

2008年5月，北韩提交了有关其钚项目的超过18,000页的文件。这将有助于核实即将被提交给六方会谈主持方中国的申报材料。

各方代表希望在北韩提交申报材料，以及一个中俄美联合工作组对申报内容进行核实后，开始实施第3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的行动──实地撤除北韩的核设施。

6月19日，国务卿赖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编辑人员的采访时说："我们至少已经达到制止他们从事钚生产的阶段，而且我们已开始实施一个核实制度，我相信它将帮助我们真正了解他们生产了多少钚，并着手予以控制。"

北韩已经获得2007年2月达成的协议所应允的130,000吨燃油，以及一度被冻结在澳门的2,500万美元资产。国务卿赖斯指出，如果北韩的申报是可以核实的、准确而且完整的，美国国务院会将其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s of Terrorism)名单上删除，一系列限制公司企业在北韩从事经营的经济制裁也将被取消，从而使平壤(Pyongyang)进一步受益。

关于北韩以往核活动的另外两个问题──一个平行运作的铀浓缩项目以及与叙利亚(Syria)和其他谋取核技术的国家相勾结的问题──赖斯指出，美国将验证平壤作出的在后绪会谈中"注意到"美方种种关注的让步表示。她说，美国情报人员已经从有关会谈中得到了他们过去并不了解的重要信息。

国务卿赖斯表示："我会首先指出[这一进程]并非尽善尽美。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政权，我希望制止他们从事钚生产，我也希望查清楚另外那两个问题。"

通过公开其核项目的所有记录并配合核实工作，北韩能为进一步获益创造条件，其中包括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国务卿赖斯指出："在这个国家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有这种重大进展。要确信它已实现无核化，需要付出一些努力，也需要一些时间。"(完)

美国高官谈如何取得思想战的胜利

maxiaolin — Sat, 05 July 2008 20:07:52 +0800

美国高官谈如何取得思想战的胜利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时间：2008.06.27

6月24日，美国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以《如何取得思想战的胜利》(How To Win The War Of Ideas)为题发表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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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思想战的胜利

《华尔街日报》

詹姆斯·格拉斯曼

对于暴乱分子、恐怖主义分子和为他们提供安全庇护所的人，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予以迎头痛击。目前军事行动正在伊拉克取得成效。自9.11事件以来，军事行动发挥了保障美国人民安全的作用。两年前，布什总统发布的《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指出："长期而言，反恐怖主义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必须取得思想战的胜利。"

在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以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为首，很多人都最坚定地支持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行动。今年早些时候盖茨在参议院强调，冷战"既是军事力量的对抗，也是思想意识的较量"。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伊斯兰恐怖主义抬头以来，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努力还很不够。

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在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思想战正处于早期复兴阶段。这股热情不分党派，使我们有机会为下一届政府开创一个生机勃勃的局面。

但什么样式的思想战才能适应如今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形势？首先，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教育交流和其他这类活动的长期目标在于争取外国人对美国总体上采取更积极的看法，但当前的思想战应当有一个与此不同的、具体的侧重点，其目标必须是坚决防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消极态度和具体的不满情绪以暴力形式得到表现。我们要求创造一个绝不容忍暴力极端主义的环境，特别是防止"基地"组织(al Qaeda)及其他有相同野心的团伙得到蛊惑人心的渠道。

首先，我们应当直接抗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最有威信的是穆斯林自己发出的声音 ── 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 ── 他们公开反对"基地"组织的行为和信条。最近幡然醒悟的人士有赛义德·伊马姆·谢里夫(Sayyid Imam al-Sharif)，人称法德勒博士(Dr. Fadl)，这场血腥意识形态运动的奠基人，但现在已痛改前非；还有利比亚人努曼·贝诺特曼(Noman Benotman)，原与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关系密切，但去年已对"基地"组织进行严厉驳斥。

我们的公共外交工作应当鼓励穆斯林、个人和群体广泛传播这些人士和其他人士对暴力的谴责。美国非穆斯林民众也必须理直气壮地驳斥恶毒言论，不应当有任何顾虑。

从长远的角度看，取得思想战胜利还有第二种方式，可称为"转化法"，也许更为有效。

为"基地"及类似组织提供动力的意识形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信徒有责任将异己分子，乃至与异己合作的人或拒绝抵制异己的人逐出教门(乃至处死)。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世界分为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信奉恐怖分子版本的伊斯兰教，另一个阵营则不信奉这种版本的伊斯兰教。

这是一种幻觉意识，但这种意识顽固不化却令人忧虑。我们则认为，这是一个多元世界，人们对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多种和平并富有成效的选择。我们的任务并非劝说可能受到蛊惑的人成为类似美国或欧洲的人，而是使其转换意识，避免成为恐怖主义分子。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协助建立网络(无形的和有形的)和抵制运动，不仅涉及政治，而且也涉及文化、社会、体育等方面：反暴力的母亲、视频游戏玩家、足球爱好者、青年企业家、伊斯兰教民主人士等。例如，有一个由受恐怖主义袭击所害的伊斯兰教徒的家属组成的全球性网络正在逐步建立。赢得人心固然是一项令人钦佩的成绩，然而，思想战需要制定更直接和实际可行的目标，使人口中容易受影响的那部份人逐步转化，不至于被纳入暴力极端主义的阵营。

与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不同的是，今天的转化政策基本上可能并非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作为协调各部门开展思想战的主要负责人，我的任务是动员我国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投入这项工作，不论是公共资源还是社会资源，也不论是人力资源还是技术资源。

伊朗在其中处于什么地位？由于受到伊朗领导层及其同类的支持，未来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凶手和暴动分子会不断滋生蔓延。我已经谈到的两种做法 ── 意识形态的对抗和转换法 ── 对于嘉纳多元思想的豪放贤明的伊朗人民应该具有吸引力。

我们寻求的世界要求不再允许以暴力手段达到政治、宗教和社会目标，不再允许为继承激进分子的衣钵而招兵买马的行为得逞。我们寻求的世界要求谴责和孤立采取暴力极端主义手段的罪人。

在军事上获胜是必要的，但还不够，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联合体，而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全球性活动。如果不全力以赴打一场思想战，我们消灭了这样的一部份敌人，又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

(格拉斯曼于6月10日宣誓就任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完)

美国人宗教信仰状况最新调查

maxiaolin — Sat, 05 July 2008 08:40:00 +0800

最新调查揭示美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美国参考》

时间：2008.06.27

华盛顿──美国有92%的人相信上帝，78%的人相信有对与错的绝对标准，75%的人每周至少祈祷一次，74%的人相信有死后的命运，63%的人相信经文是上帝的真言。然而，美国人一般也都能容忍其他人的宗教信仰，而且非常不教条，不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是求得救赎的唯一途径，也不认为它是唯一的真理。

上述结论是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在最近一次调查中得出的。

今年2月，皮尤论坛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宗教概况调查(The U.S.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揭示美国社会的宗教构成情况，并表示将根据同一个调查发布第二份分析报告，说明美国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以及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

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称自己为基督徒，5%信仰其他宗教。越来越多的美国成年人(16%)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美国成年人当中有28%以上的人放弃童年时期的信仰，改信其他宗教，或不再信教。

根据皮尤机构这个无党派研究机构的调查，在认为自己持某种宗教信仰的美国人中，有70%的人相信多种宗教都能通向永生，而且在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中都稳居多数。持多种宗教都能通向永生的观点的人只在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中为少数，分别仅占39%和16%。不过这两个教派只占美国人口的2.4%。

至于是否可以通过一种以上的方式正确解释宗教教义，绝大多数美国人(68%)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也在新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教徒中稳居多数。只有在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中愿意接受多种释义的人占少数，分别为43%和18%。

美国宗教概况调查是通过对生活在美国、年龄在18岁以上的35500多名成年人的电话问询方式进行的，收集的数据不仅包括不同宗教群体的规模(涵盖最小群体)，还包括人口分布特征、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的变化等。2007年的这一调查是通过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的。

调查发现，在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团体的美国人中，有很多人(41%)仍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定的重要性，其中大约70%的人相信上帝。

根据这次调查，不属于任何教派的人很可能持非宗教的世界观和自由派的政治观点；而定期参加宗教仪式并抱有传统宗教观念的人，则可能在政治问题上持保守看法。

在属于宗教团体的人中，认为自己的宗教应当保持传统信仰和方式的人不足半数(44%)，认为自己的宗教应当适应新形势的人约占三分之一(35%)，还有八分之一(12%)的人认为自己的宗教应当采纳现代信念和方式。调查发现，主流的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的宗教应当适应新形势，或采纳现代信念和方式。

美国人不仅相信有死后的命运，而且还相信有天堂(74%)、地狱(59%)和超自然力量(79%)。

相当大比例的少数人(42%)将流行文化视为对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威胁，特别是在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和福音派新教徒当中。(完)

美国国防官员谈中美关系

maxiaolin — Fri, 04 July 2008 19:59:56 +0800

美国国防官员谈美中关系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

时间：2008.06.27

作者：Julie Hyman

华盛顿──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仍使人产生疑问，但是，中国与美国在加强地区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可以保障双方进行合作和两国关系继续取得进展。

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希恩(James Shin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规划和政策副主任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空军少将向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提出的证词中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自然而然地会有重合的领域。我们希望通过采取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使这些利益重合的领域变成与中方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变成冲突点。"

负责监督政府国防工作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于6月25日举行听证会，以确定美国与中国接触的程度以及作为回应，中国是否对其自身军事意图给予必要的公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凯尔顿(Ike Skelton)在听证会开始时说："虽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中国仍未能充分完全公开其防务开支、军事现代化努力及其战略意图。"斯凯尔顿说，他最近在访华期间所目睹的开放以及中国军事官员在向他介绍情况时表现出的开诚布公是令人鼓舞的，但这还不够。

希恩和布里德洛夫提交了五角大楼最新一期年度中国军事实力报告(China Military Power Report)。虽然美中两国关系中有一些积极的步骤，但人们对中国最近的某些举动仍然缺乏了解，特别是中国军事投资的理由及为何缺乏透明度。根据希恩援引的年度中国军事实力报告，中国武装部队今年的官方预算数字约为600亿美元。希恩说，"据我们的估计，实际预算也许多一倍，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涉及所有的军事领域，包括海陆空军，这个进程近50年前就开始了。希恩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其中既包括常规力量也包括核力量。"

但布里德洛夫在作证时表示，鉴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及其市场导向的经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不应令人意外。

中国最近同意开始向联合国提交年度军事支出报告。两位作证官员均表示，报告的深度将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对开放的未来意愿。他们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保持对话，鼓励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维护和改善美中关系，并鼓励中国继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融入国际体系。

美中关系

希恩与布里德洛夫列举了最近的几项发展，显示美中两国关系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是中国在协助取得北韩提交核项目申报清单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包括北韩、韩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六方会谈全过程中，为解除核威胁并努力废除朝鲜半岛上的核武器，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密切合作。中国主持了六方会谈，并且于6月26日首先在北京宣布北韩提交了核项目申报清单。

他们说，今年3月，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与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之间建立了直接通话的电话热线，以便改善两国之间的沟通、促进军事合作及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

希恩与布里德洛夫在证词中说："我们两国军方对军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如何应对包括人道援助、灾害救助等在内的跨国家和非传统性的安全挑战。"美国在2008年年初中国遭遇冰雪风暴后提供了6000件御寒衣、1657条毛毯和87552 箱食品，价值82万美元。今年5月，在中国西南部遭受地震灾害后，美国为救灾捐赠50万美元。冬季的人道救援行动曾使中国的钱利华少将有感而发，认为移交救济物资促进了两国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

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有关报告说，为解决双方共同关心的毒品、盗版、传染病、环境恶化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两国必须相互合作并建立稳定的关系。报告还说，目前的经济联系以及文化和教育交流标志着这种合作的起点。

其它进展还有：今年5月启动的一个美国-中国环保技能交流项目；美国、墨西哥和中国为减少毒品贩卖的夥伴计划；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合作；今年6月签署的《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框架》(10-Yea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Framework)。

这次听证会的录音及证词的文字资料(英文)载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站：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hearing_information.shtml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关于中国的报告(英文)刊登在：http://www.chinabalancesheet.org/

(完)

克雷默在京宣传美式人权与民主

maxiaolin — Tue, 03 June 2008 08:08:39 +0800

克雷默在京宣讲美式人权与民主

原标题：助理国务卿克雷默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人权讲话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时间：2008年5月29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David Kramer)率领代表团访华，并于5月25日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讲话，介绍美国的人权和民主政策。以下是克雷默的讲话全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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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

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讲话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

中国北京

2006年7月2日摄于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三权分立是美国式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

助理国务卿克雷默：非常感谢你所作的热情洋溢的介绍，感谢你们所有人抽出星期天的时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非常珍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你们介绍我国政府对人权和民主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在美国总体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和在我国对华关系方针中的作用。我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结束时，能让你们了解美国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些考量。我还期待在我的讲话结束后，如你们所说，进行讨论和对话，问答，或发表你们想要发表的任何评论，我确实欢迎今天这个在这里同大家交换意见的机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面对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中国各地公民个人的反应确实令人赞叹不已。这种时候让人认识到我们共通的人性──生命是宝贵的，即使当悲痛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袭来时，触及的也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颗痛苦的心。我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仍渴望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就像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给新奥尔良造成洪灾后，中国慷慨地向美国伸出援手一样。正是本着这种友爱互助的精神，美国为紧急援助这次巨大灾难受害者提供的民间和公共捐赠已达到7000万美元以上。

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昨天抵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大使馆，将一批送给灾区人民的救援品装箱。这是我们能向损失惨重的灾区人民略表的一点心意。

女士们、先生们，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今后几天要在北京同中国官员展开人权对话。今年二月，赖斯国务卿和杨洁篪部长就恢复这个中断六年的对话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我们两国就人权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相互尊重的磋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想借此机会说明我们未来的想法。

美国在全球努力增进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是围绕这样一个信念，即人人都有内在固有和平等的价值，自由地生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是每一位男女老少无可争辩的权利，自由是我们这个世界通向持久和平的途径。

美国支持增进人权和民主自由，这体现出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些价值观将我们凝聚成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的个人背景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各种文化一样多种多样，但我们坚信，我们在最忠实于这些价值观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

我们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外交努力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支持，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历届政府一贯推行积极的人权和民主政策。在明年一月新一届政府就职后，这一政策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在座各位中一直跟踪研究美国对外事务各种学说的人，肯定熟知我们在海外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做法在我们国内不时引起的种种争议。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人权和民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政策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然而，我们谋求促进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仅属于美国的价值观，甚至不仅属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它们是包含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深刻的人类价值观，而中国在谈判起草该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普世价值观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的认同。

我们看到，世界对人权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认为，这一呼声来自各地人民要求有尊严和自由地生活这一人类的基本愿望。我们相信，人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希望自由地按自己的良心行事，按自己的文化习惯生活，按自己的愿望从事或不从事宗教敬拜，毫无畏惧地畅所欲言，选择政府，向领导人问责，获得司法公正。

我们还注意到，对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的支持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区域性机构的工作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及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等已建立或正在建立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机构和机制。

我们相信，民主已被证明是能够捍卫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政府形式。我们也相信，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尽管如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这一原则上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体制。然而，我们人类非完美生灵，我们建立的任何制度必定会有缺陷。因此，为了保护个体公民，我们认为必须有内在纠正机制以及对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权力的制衡。这些纠正机制和制衡包括：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活跃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立法和司法，以及健全的法治。

让我简要谈谈美国的有关做法。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然而，令我国公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时候，每一代人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止。然而，我们的三权分立，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最重要的是，热切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公民勇气──例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他们勇于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批评我们的政府，即美国政府──这一切促使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建国理想以及我们的国际人权义务。

美国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作的人权承诺，我们在为履行这些承诺作出真诚努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当我们政府受到批评时也是如此。实际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促进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内和国际的进步措施，确保人权与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维护。

就美国政府来说，我们将继续听取并直截了当地回应他人对我们自身做法的关注，包括我们为防御全球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威胁而采取的行动。美国代表团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在今后几天即将举行的人权对话中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关切和不同观点，并会予以回应。我们不认为国际社会中有人对我们的表现发表看法是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同样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应把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发表看法看作是对其内政的干涉。这些是正当的国内和国际辩论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在法院体系中以及通过媒体，都有十分热烈的争论。这种情况是健康的，能够在可能出现问题时起到纠正作用。

同样，我国代表团也会向贵国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关注人权卫士被当成我们所说的良心犯、西藏局势、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以及对新闻和互联网的限制等。

认真对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对双方有歧见的问题进行应有而坦率的讨论。我们将尊重彼此的坦诚。

200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摄于纽约。自由女神像是美国式民主与人权的象征

现在，让我来排除一些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有关我国人权和民主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常见误解。

首先，我国政府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努力不仅反映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也促进我们的核心利益。帮助扩大稳定的和良治的社会──这些社会尊重基于法治的自由，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行动──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我也可以说，它与全球稳定息息相关。

第二，虽说我们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但它也不是要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企图削弱其他国家政府。顾名思义，民主是基于被管理者的意愿。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强加于人，美国也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民主必须是那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由他们提出。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也确实公开帮助那些努力发展本国民主的人民。诚如布什总统所说："美国不会把我们自己的治理方式强加到无此意愿的地方。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自己的自由，走他们自己的路。"

我们认识到，有些国家的政府把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和民主的支持视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影响的无情的零和游戏。我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他们本国公民要求改革的愿望。

是的，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支持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的努力，但我们以透明的方式、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这样做。

第三，我国政府不能、也不是只追求人权政策而置其他重要问题于不顾──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不扩散或促进贸易关系等。我们谋求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和共同利益上合作。同时，与美国在这些战略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履行对自己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尊重基本权利的承诺，我们会让其放任自流。这对我们来说是原则问题，我们会表明我们的关注。

第四，我们不认为在全球发展生机勃勃、尊重人权、基于法治的民主体制可以一蹴而就。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不容迟缓。我们认为，各国政府不应等到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后才让本国人民享有基本的信仰、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我们认为，让公民通过行使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对社会进行最充分的参与，只会更加促进和保持发展。

中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成就，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私人生活，有了更大的个人空间，仅仅30年前这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这是第一次访问北京。我要告诉你们，就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昨天才抵达──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繁荣和它的活力令我多么赞叹。我知道，北京不一定代表整个中国，就像到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参观并不能让人了解美国的全貌一样。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个庞大国家的其他地方。

我们知道，贵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是，政府要努力听取和回应公民的关注，例如对腐败的关注，与此同时，政府在努力把中国的新财富进一步扩大到农村地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公民在行使国际公认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方面仍然面临限制。即使是在政策事务上，允许不同观点及其自由表达其实是形成最佳政策的一个途径；让公民抒发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能够使公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感到他们与国家的前途利益相关。

第五，我们并不是宣称民主必将自然到来，也不是说通向全面民主的道路笔直平坦。但我们确实相信，民主肯定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途径。途中肯定会有障碍和挫折，但前进方向是明确的。赋予公民更大的自由，从而使他们有能力纠正那些妨碍走向更好未来的偏差。

第六，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然而我们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而且相互作用的要素，它们是我们公开地在全世界努力帮助促进的具体目标，即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及经竞选产生的各级政府，法治下的各种应责机制，以及一个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在内的强健的公民社会。

一个开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帮助让选举以及当选的正直公民为国家的良好发展发挥作用。同样地，限制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的政治空间会给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造成限制。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奥运会前宣布的对外国新闻媒体放宽限制的政策，会在奥运会结束后继续下去，并更加放宽。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相互关联和联网的世界里，各国面对的问题十分复杂，即使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处理。

我们在美国取得的经验是：公民社会以及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交流对解决从贫困到污染、从传染病到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具有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只需看看中国个体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四川省作出的英勇贡献；而大量涌来的自发性援助──例如人们排着长队无偿献血──展示着普通人民的正直与无私以及他们为帮助国家处理因地震造成的国难的坚定决心。中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公民，真是非常幸运。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与你们分享的这些对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想法贯穿在我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系的处理方式中，它也将贯穿在明天我们与尊敬的中国同行举行的人权对话中。

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互利合作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须是相互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事务上──以及有愿望找出能够合作的领域。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以及对话将增进理解，并有助于展现未来共同合作的各种可能。再次感谢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听我讲话，谢谢你们的盛情接待，谢谢你们愿意听取我的观点。我们开始对话吧。(完)

全球支持民主，民主难调众口（转）

maxiaolin — Mon, 26 May 2008 17:28:06 +0800

全球支持民主，民主难调众口

原标题：民调显示全球支持民主，但民主并非总顺民意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参考》

作者：Eric Green

时间：2008年5月20日

华盛顿──公众舆论分析家库尔(Steven Kull)对《美国参考》表示，虽然世界各地普遍支持民主事业，但发达的民主国家并非总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库尔是设在华盛顿的世界公众舆论网站(WorldPulblicOpinion.org)主任。

库尔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确信其政府并不是在努力"满足人民的意愿"，那么他们会对民主感到失望。他是在该网站5月12日公布了对19个国家公民的调查结果后作出此番表示的。这次民调发现，民主原则受到公众普遍支持，但在几乎每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大多数人都"对其政府响应人民意愿的程度表示不满"。在这次针对公众对民主的态度的民意调查中，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及俄罗斯都在参与国之列。

世界公众舆论网站表示，它所从事的是一种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反映世界公众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个项目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专业(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负责管理。

库尔指出，一些极权国家──例如中国──的公民相信，他们的政府"是在努力为人民谋福利，他们认为其政府比民主国家更关注和顺应人民的意愿"。但是，库尔说，极权国家公民也希望其政府变得更民主。

库尔认为，美国等国政府应更多地展开对本国公民的民调，就像美国国务院进行海外舆论民调一样。他说，民调的目标是帮助决策人更好了解哪些是公民重视的公共政策议题。民调可基于多种来源提供的信息，并用许多不同方式进行提问。

库尔说，这次对公民民主态度所进行的民调是其机构针对60年前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从多方面展开一系列更大规模民调的内容之一。该机构还针对妇女权利、种族平等和新闻自由等进行了调查。4月30日公布的有关新闻自由的民调结果发现，全球普遍支持"媒体不受政府限制地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观点"。

库尔说，关于民主的民调所反映出的最重要一点也许是，民主国家的公众并非始终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利益相争的结果"最终反映民意。

库尔在公布民调结果的新闻简报中表示，许多接受民调的人认为，他们的政府主要服务于大集团利益，而非全体人民。他说，看来人们认为政府不响应民意是导致全球对政府信任度低落的原因。

民主得到的一个积极评价是，民调显示，所有被调查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领导人应该通过让全民都能参与的投票选举产生，而这正是《世界人权宣言》所阐明的原则。

民主问题专家讨论民调的意义

民主建设问题研究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负责国际政策和管理研究的副会长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说，一个需要从政策上给予关注的是，在脆弱或薄弱的民主政权下，公民们认为政府不关心他们进而产生不满，而这会带来危险。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倾向于投票选择那些处于正规政治体制之外的顺应"不满选民"的人选。卡罗瑟斯说："这有可能导致现有政党秩序或体制解体。"

卡罗瑟斯指出，在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由于公民对过去的政府不关注民生表示不满，自称为民意代表的查韦斯(Hugo Chavez)和科雷亚(Rafael Correa)分别当选为总统。

他说，过去20至30年期间，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对其政府的满意程度相当低落。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奥巴马就美国种族问题发表演讲

maxiaolin — Tue, 08 April 2008 12:26:05 +0800

奥巴马就美国种族问题发表演讲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时间：2008年4月3日

3月18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费城(Philadelphia)就种族问题发表演讲。以下是讲稿的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讲稿由奥巴马竞选团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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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

221年前，在至今仍在对面街头屹立的建筑物大厅内，一群人聚集一堂，以这寥寥数语，开始了美国疑难重重的民主实验。在持续至1787年春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上，农夫和学者、远涉重洋前来躲避暴政和迫害的政治家和爱国者发出的独立宣言终于成为现实。

他们制定的文件虽最终签署完毕，但仍属未竟之业。这个文件被美国奴隶制的原罪所玷污，但因各殖民地对此意见不一，制宪会议陷入僵局。最后开国元勋们决定允许奴隶买卖至少再继续20多年，留待后人拿出最终解决方案。

当然，对奴隶制问题的回答已经被纳入这部宪法 ── 宪法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为核心；宪法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正义，以及一个可以而且应该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的联邦国家。

然而，纸上的文字不足以打碎奴隶的枷锁，也不足以使各种肤色和信仰的美国男女公民充份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为缩小我们的理想境界与各时代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续抗议，继续奋斗，在街头和在法庭，通过内战和公民抗争行动，且往往需要冒极大的危险，自觉自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就是我们在这次竞选活动开始之初确定的任务之一 ── 继续我们先辈走过的漫漫征途，走向更公正、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关爱之心和更繁荣的美国。我选择在历史上的这一时刻竞选总统，因为我坚信，除共思解厄之策之外，我们无法迎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 ──除非我们使我们的国家日臻完善，懂得我们或许各有各种不同的经历，但我们怀有共同的希望；我们或许外貌不同，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希望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 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这一信念来自于我对美国人民的浩然正气和慷慨大度的笃信不疑。这一信念也来自于我本人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经历。

我是肯尼亚(Kenya)一黑人男子和堪萨斯(Kansas)一白人女子的儿子。我在白人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外祖父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二战期间在巴顿(Patton)的部队服役；外祖父赴海外服役期间，外祖母在莱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一个轰炸机装配线上工作。我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学校就读，也曾在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生活过。我与一美国黑人结婚，她身上流着奴隶和奴隶主的血，我们又将这一血统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宝贝女儿。我有散居三大洲的各种族和各种肤色的兄弟姐妹、甥舅叔侄和堂兄表妹。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全世界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有我这样的经历。

这种经历并没有使我成为最符合标准的候选人，但在我的基因里烙上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个国家超越了其各组成部份的总和 ── 纵有万千之众，我等实为一体。

与预期的情况相反，在这次竞选活动的第一年，我们发现美国人民多么希望聆听呼唤团结的声音。尽管有人总会纯粹通过种族的过滤镜看待我的候选人地位，我们还是在一些白人比例最高的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在至今依然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我们建立了美国非洲裔和美国白人的强大联盟。

这并不是说种族问题没有成为竞选的一个议题。在竞选的各个阶段，有些评论员或认为我"太黑"，或认为我"还不够黑"。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前的一星期，我们看到种族紧张关系激起的涟漪。新闻媒体从投票后民调结果中竭力搜寻种族分化的最新证据，不仅涉及白人和黑人，而且涉及黑人和棕色人种。

然而，近两个星期，竞选中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出现了特别重大的分歧。

根据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有人以暗示的方式说，我参加竞选在某种意义上是平权计划(affirmative action)的一种实践，纯粹以自由派人士希望廉价获得种族和解的天真愿望为依据。根据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我们听到我以前的牧师杰里迈亚·赖特(Jeremiah Wright)用煽动性语言发表的言论，其观点不仅有可能扩大种族分歧，而且有损于我国之伟大和美德，自然引起白人和黑人两方面的不满。

赖特牧师引发了这样的争议，我已经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批评了他的言论。然而，对某些人来说，一些使其感到困惑的问题仍挥之不去。我过去是否知道他有时激烈地批评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当然知道。我在教堂听他布道时，是否曾听到他发表会被认为有争议的言论？听到过。对他的很多政治观点，我是否有强烈的不同看法？一点不错 ── 我可以肯定，你们中间的很多人也曾听到你们的牧师、神父或拉比发表你们十分不同意的观点。

但是，引起最近这场风暴的言论不仅仅具有争议性，也不仅仅是一位宗教领袖对其认为的不公正大张挞伐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以严重扭曲的方式看待我国 ── 认为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美国的不足之处被无限夸大，美国一切众所周知的好的方面被无限贬低；认为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以色列这样的坚定盟友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倒行逆施的仇恨性意识形态。

为此，赖特牧师的言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团结的时候制造分裂；在我们需要同心同德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借种族问题发难 ── 这些问题包括两场战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下滑、长期的健保危机和有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气候变化等。这些问题既不是黑人的问题，不是白人的问题，不是拉美裔的问题，也不是亚裔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鉴于我的背景、我的从政经历、我明确表明的价值观和理想，毫无疑问我批评上述观点的声明对某些人来说仍不足为训。他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原来就与赖特牧师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不参加别的教会？坦率地说，假设我对赖特牧师的了解完全来自电视和You Tube反复播放的那些布道录像，或者假设"三一联合基督教会"(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某些评论员喋喋不休的讽刺性描述，毫无疑问我也会有差不多类似的反应。

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对这个人的了解不仅如此。我在20多年前首次见到的这个人引导我信仰基督教，教导我有责任相互爱护；有责任照顾病弱，扶助穷人。这个人曾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为国效力；曾在美国一些最好的大学和研究班学习和讲课。30多年来，他主持的教会一直为社区服务，在人世间施上帝之仁── 收容无家可归者，为人们解危济困，提供日托和奖学金服务，赴监狱传经布道，援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等。

在我的第一本书《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我描述了我在三一教会第一次听牧师布道的感受：

"人们开始呼喊，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欢呼，牧师的声音在一股强劲的风流中回荡，直冲教堂屋椽……只听见一个单词 ── 希望！── 我从中听到了弦外之音；在这个十字架脚下，在全城成千上万的教会里，我可以想象，普通黑人的经历已经与大卫(David)和歌利亚(Goliath)、摩西(Moses)和法老(Pharaoh)、狮穴里的基督徒、《以西结书》(Ezekiel)中的遍地骸骨交汇融合。这些情景关乎生存、自由和希望 ── 已成了我们的经历，我的经历；洒下是我们的血，流下的是我们的泪；直到如今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个黑人教会再次宛如一艘航船，承载着一个民族走过的历程，驶往未来的世代，奔向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的磨难和胜利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性，既是黑人的经历，又不仅仅是黑人的经历；回首我们的历程，种种经历和歌声使我们获得重寻记忆的途径，我们无需为往事感到羞愧…… 可能值得全体人民探究和珍视的记忆 ── 我们不妨以此为起点开始重建。"

这就是我在三一教会的感受。如同全国其他黑人主流教会一样，三一教会代表了整个黑人群体 ── 医生、靠福利为生的母亲、模范学生、昔日的街头帮派成员等等。如同其他黑人教会一样，三一教会的诵经活动充满了喧腾的笑声，有时还参杂着不登大雅之堂的幽默。这些活动时时伴随着舞蹈、掌声、尖叫和呼喊，在不习惯的人听来可能显得刺耳。教会可谓千人千面，包罗万象，有慈祥和凶残，有极度聪明和令人吃惊的无知，有奋斗和成功，有爱和认同，有怨恨和偏见，凡此种种构成了美国黑人的整体。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我与赖特牧师的关系。尽管他并不完美，但他对于我有如亲人。他坚定了我的信念，担任我的证婚人，为我的孩子施洗礼。在我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从未听他用砥毁的言辞谈论任何种族群体，也从未以不礼貌和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他所接触的白人。他本身也带有他辛勤服务了许多年的群体存在的矛盾 ── 包括好与坏两个方面。

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黑人社区的联系。我不能切断与他的联系，如同我不能切断与白人祖母的联系 ── 她是将我抚养成人的妇女，为我一再做出牺牲的妇女，一位爱我如同爱世间一切的妇女，但也是一位曾经承认对街头擦肩而过的黑人男子感到恐惧的妇女，一位不只一次因流露出种族或族裔成见而令我颓丧的妇女。

这些人与我息息相关。他们也是我挚爱的美国的一分子。

有些人会认为，这些话是在替根本不可原谅的言论辩解或开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政治上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这段插曲成为过去，但愿从此销声匿迹。我们可以指责赖特牧师心态偏激，属蛊惑人心之徒，如同有些人在杰拉尔丁· 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最近发表言论后指责她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一样。

但我认为种族问题是这个国家当前绝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重蹈赖特牧师布道时的覆辙，对美国存在的问题发表触犯众怒的言论 ── 以简单化、带有成见和夸大其词的方式看待消极的方面，以至达到歪曲事实的程度。

事实是，这几个星期出现的言论和问题说明这个国家种族问题的复杂性，而我们从来没有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尽已所能 ── 这是我们联邦国家尚待完善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如果回避问题，如果简单地退守各自的阵营，就永远不能齐心协力地应对医疗、教育以及使每个美国人都找到好工作等方面的挑战。

要认清这个现实，就必须谨记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经写道："过去并未死亡，也未被埋葬。事实上，过去甚至并没有成为过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列举这个国家种族不公正的一桩桩往事。但我们的确有必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今天美国非洲裔群体存在的诸多差距可以直接追溯到早期前辈们因受奴隶制遗毒和吉姆·克罗(Jim Crow)之害遭受的代代相传的种种不平等。

以往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是劣质学校，现在这些学校依然如此；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发生5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没有消除这种现象。他们提供如此劣质的教育，不论以前还是现在，都造成了今日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普遍存在的学业鸿沟。

以往合法的歧视行为 ── 往往以暴力手段阻止黑人拥有地产，不向美国非洲裔业主发放贷款，不让黑人房主享受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抵押贷款，不让黑人加入工会、警察和消防所 ── 意味着黑人家庭无力聚敛任何值得传给子孙后代的财富。历史说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出现财富和收入鸿沟的原因，也揭示了今日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地区贫民窟高度集中的根源。

黑人男性缺少经济机会，因无力养家糊口而感到羞愧和沮丧，导致黑人家庭每况愈下 ──多年来，福利政策可能已使这个问题更形恶化。许许多多的城市黑人社区缺乏基本服务 ── 供儿童玩耍的公园、执行巡逻任务的警察、定期收垃圾的服务以及建筑规范的执行 ── 都促成了暴力、衰败和疏漏的恶性循环，至今仍继续对我们造成困扰。

赖特牧师及其同时代的美国非洲裔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成长的。他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长大成人，当时这个国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人们的机会也受到高度制约。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因受到歧视遭遇失败，而在于有多少男性和女性战胜了困境；有多少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为我这样的后来者开辟了一条道路。

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付出大量血汗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的同时，还有很多人没有成功 ── 可以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最终都被歧视击垮。失败造成的影响也延续到后代子孙 ── 我们看到那些年轻男子，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子，在街头巷尾游荡，或在我们的监狱里熬日子，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和憧憬。即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黑人，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也继续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对于赖特牧师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对羞辱、疑虑和恐惧的记忆并没有淡出；那些年代留下的愤怒和怨恨也没有消逝。这种愤怒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显露，也不会向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表示。但在理发店和饭桌上却可以听到这种声音。这种愤怒情绪有时也被政治人物利用，以种族为争取选票的砝码，或借此为自己的失利开脱。

星期天上午在教堂的讲坛上和坐席间，时而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很多人听到赖特牧师在几次布道时表露的愤怒情绪，不免感到惊愕，其实这不过是验证了一句老话：美国生活中种族界限最鲜明的时刻是星期天上午。这种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这种情绪经常会分散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力；使我们难以正视我们自身状况的复杂性，妨碍美国非洲裔群体结成实现真正转变所必需的联盟。但这种愤怒切实存在；而且影响巨大；单凭主观愿望否认其存在，在不了解其根源的情况下横加指责，只能加深不同种族之间业已存在的误解。

事实上，一些白人群体也怀有类似的愤怒情绪。大多数属于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美国白人并不觉得他们作为白种人享受到了什么特权。他们走过的历程就是移民走过的历程 ── 因为对他们而言，没有人赠与过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完全是白手起家。他们一辈子勤恳工作，到头来却有很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输出到海外，苦干了一生养老金却付诸东流。他们深感前途未卜，渐渐与自己的梦想失之交臂；在这个薪酬不见增加的全球竞争时代，机会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你的梦想成真就意味着我的梦想破灭。因此，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只能乘校车到城镇另一头的学校上学时；当他们听说，为了纠正不平等现象，一名美国非洲裔得到照顾，获得一份好工作或被一所好大学录取，但那一段不平等的历史根本不是他们的过错时；当他们对城区犯罪活动的忧虑被说成是某种偏见时；不满情绪便一天天加深。

与存在于黑人群体的愤怒情绪一样，这些不满情绪往往不会在相互礼遇的场合显露。但这种不满对至少一代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影响。对于福利政策和平权法案的种种不满促成了里根联盟(Reagan Coalition)的形成。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政界人物经常利用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心理。谈话节目主持人和保守派媒体评论员不惜付出一生的精力批驳对种族主义的不实指控，与此同时却认为对种族不公正和种族不平等的正当讨论只不过是所谓社会规范(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问题或逆向种族主义的表现。

正如黑人的愤怒情绪往往适得其反，白人的这些不满情绪也导致注意力的转移，忽视了中产阶层的压力的真正根源 ── 以内线交易、有漏洞的会计制度和贪图眼前利益为特征的公司文化；华盛顿被游说团体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局面；只考虑少数人利益而不顾广大民众利益的经济政策。然而，仅凭主观愿望要求美国白人抛弃不满情绪，断言他们受人误导甚至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但同时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深切忧虑是合情合理的 ── 也加深了种族鸿沟，阻碍了通往相互理解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多年来，我们始终处于种族僵持的局面，难以自拔。与某些人对我提出的批评恰恰相反，不论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从来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一届选举，单凭一名候选人参选，就能超越种族差异，更不用说是象我这样并不完美的候选人了。

但我执着地表明一个坚定的信念 ── 这个信念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信心 ── 只要齐心协力，我们便能愈合一些历史遗留的种族伤痕。事实上，若想在完善联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无其他选择。

对美国非洲裔群体而言，这条道路意味着承受我们的历史重负，但不做历史的牺牲品。这意味着继续坚持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享有公正待遇的要求。但也意味着将我们的具体诉求 ── 要求改善医疗、教育和就业状况等，同全体美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相结合 ── 为打破玻璃天花板而艰苦奋斗的白人女性、被解雇的白人男子、忙于养家糊口的外来移民等。这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承担全部责任 ── 要求做父亲的尽更多的义务，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读书给他们听，让他们懂得虽然在今后的生活中可能遇到困难和歧视，但绝不能丧失希望，绝不能消极厌世；必须始终坚信能由自己书写今后命运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典型美国式的 ── 而且的确属于保守派的 ── 自助观念也经常在赖特牧师的布道词中出现。但我从前的这位牧师往往无法理解的是，依靠自助同时也需要相信社会能够发生嬗变。

赖特牧师的布道词存在的重大谬误不在于他谈到我们社会的种族主义。问题在于他的话似乎认为我们的社会是静止的；似乎从未取得任何进展；似乎这个国家 ── 一个使他所属群体的一名成员有可能竞选国家最高公职并促使白人与黑人、拉美裔与亚裔、富人与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相互融汇的国家 ── 仍然无可救药地与悲惨的往事捆绑在一起。但我们了解的情况 ── 我们已看到的情况 ── 是，美国能够发生嬗变。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我们带来希望 ── 敢于希望的勇气 ── 争取我们明天能够和必须实现的目标。

在白人社区，改善联邦国家的道路意味着，需要承认美国非洲裔群体经历的痛苦不仅仅存在于黑人的心中；歧视的遗风 ── 以及目前发生的各种歧视事件，虽然不象过去那样明显 ── 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必须得到解决。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需要付诸行动 ── 扶持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社区；加强执行民权法，保证我们刑事司法系统公正不倚；为这一代人架起以往历代人从未获得的机会的梯子。这要求所有的美国人认识到，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必以牺牲我的理想为代价；注重黑人、黄种人和白人孩子的健康、福利和教育最终有助于全美国的繁荣。

最终需要的恰恰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所要求的 ── 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我们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经书告诉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弟兄的庇护人。让我们成为我们姐妹的庇护人。让我们寻求我们相互之间共同的利益，也让我们的政治生活体现这种精神。

我们的国家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接受滋生分裂、冲突和消极态度的政治。我们可以仅在发生引人瞩目的事件时谈论种族问题 ── 正如我们在OJ审判时所做的，或在悲剧发生之后，正如我们在"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灾后所做的 ── 或作为晚间新闻的谈资。我们可以每天在每一个频道播放赖特牧师的布道情景，从现在直到大选继续评头论足，并且在竞选中只提一个问题，即美国人民是否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或同情他那些最激烈的言辞。我们可以猛烈抨击希拉里(Hillary)一位支持者的某些失言之处，以此证明她在打种族牌，或者我们可以揣测，白人男子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全体投向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不再考虑他提出的政策。

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可以告诉大家，下次选举时，我们会谈论其他一些枝节性话题。于是就会有下一次，还会有再下一次。结果是一成不变。这是一种选择。或者，此时此刻，在这次选举期间，我们可以共同表示："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论衰败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剥夺了黑人和白人的孩子、亚裔和拉美裔的孩子、印第安人的孩子的前途。这一次，我们希望不再抱消极的态度，不再认为些孩子不会读书；不再认为这些外貌与我们不同的孩子是别人的问题。美国的孩子不应该如此，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21世纪的经济中掉队。这次决不再如此。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在急诊室排队的病人中为什么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他们自身没有能力战胜华盛顿的特别利益集团，但如果我们携手努力，他们就能与之抗衡。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曾经给各种族的男男女女提供体面生活的工厂如今已被关闭，曾经属于各宗教、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美国人的住房如今被迫出售。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问题不是与你外貌不同的人会夺走你的工作；而是因为你服务的公司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将你的工作转移到海外。

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每一种肤色和信仰的男女军人在同一面令人引以为豪的旗子下共同效力、共同奋战、共同流血。我们要谈的是，如何使他们撤出这场根本不该得到授权而且根本不该进行的战争并返回家园。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将如何关心他们及其家人，给予他们应得的福利，以此表达我们的爱国热忱。

如果我不真诚地相信，这就是广大美国人民对美国的期望，我就不会竞选总统。这个联邦国家或许永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证明，情况总能得到改善。今天，每当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怀疑或抱态度消极时，给我带来最大希望的是下一代 ── 年青的一代，他们对变革的态度、信心和开放的胸怀已经使这次选举具有划时代意义。

我今天特别想为各位说一段故事 ── 我曾非常荣幸地在金博士(Dr. King)诞辰之日讲述过这一故事，地点是亚特兰大(Atlanta)金博士主持的"以便以谢"浸礼会(Ebenezer Baptist)教堂。

一位名叫阿什利·巴亚(Ashley Baia)的23岁白人年轻女子为我们组织南卡罗来纳州弗洛伦斯市(Florence, North Carolina)的竞选活动。自这次竞选开始以来，她始终在这个以美国非洲裔为主的社区组织活动。有一天她参加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大家轮流讲述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

阿什利说，她9岁那年，母亲得了癌症，有几天没有上班，为此遭到解雇，也失去了医疗保险。她们不得不申请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母亲，阿什利决定必须做些什么。

她知道，食品是她们生活开支最大的项目之一。阿什利设法让母亲相信，她实在最喜欢和最想吃的是芥末调味三明治。因为，这是最省钱的吃法。

她这样维持了一年，直到她母亲情况好转；她向参加圆桌讨论会的人说，她参加我们竞选工作，原因是能够为美国其他数百万也愿意并且也需要帮助自己父母的儿童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的阿什利或许也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有人曾对她说，她母亲遇到这些问题，其根源是依靠福利生活但懒惰不愿工作的黑人，或者是非法进入美国的拉美裔。然而，她没有另做选择。她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反对不公正现象。

总之，阿什利说完自己的往事后，逐个问在座的人，他们为什么支持这次竞选。大家的经历和理由都不尽相同。许多人都谈到具体问题。最后，轮到一位老年黑人，老人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阿什利问他为什么来参加讨论会。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他没有谈医疗保健或经济问题。他没有提教育，也没有提伊拉克战争。他没有说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他只向在座的人说："我因阿什利而来。"

"我因阿什利而来"。就此话本身而言，这名白人女孩与这位老年黑人一瞬间的相互认同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为病者提供医疗照顾，不足以向失业者提供工作，也不足以向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

但这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联邦国家可以从此日益强盛。自一批爱国者在费城签署这份文件以来，无数世代的人们在这221年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走向完美的起点。(全文完)

伊战5周年回顾：伊拉克究竟死了多少人（英国卫报）

maxiaolin — Wed, 19 March 2008 09:38:48 +0800

伊战5周年回顾：伊拉克究竟死了多少人？（英国卫报）

What is the real death toll in Iraq?

The Americans learned one lesson from Vietnam: don't count the civilian dead. As a result, no one knows how many Iraqis have been killed in the five years since the invasion. Estimates put the toll at between 100,000 and one million, and now a bitter war of numbers is raging. Jonathan Steele and Suzanne Goldenberg report

Jonathan Steele and Suzanne Goldenberg The Guardian,
Wednesday March 19 2008
Article history

Lieutenant General Tommy Franks, who led the invasions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during his time as head of US Central Command, once announced, "We don't do body counts." This blunt response to a question about civilian casualties was an attempt to distance George Bush's wars from the disaster of Vietnam. One of the rituals of that earlier conflict was the daily announcement of how many Vietnamese fighters US forces had killed. It was supposed to convince a sceptical American public that victory was coming. But the "body count" concept sounded callous - and never more so than when it emerged that many of the alleged guerrilla dead were in fact women, children and other unarmed civilians.

Iraq was going to be different. The US would count its own dead (now close to 4,000), but the toll the war was taking on Iraqis was not a matter the Pentagon or any other US government department intended to quantify. Especially once Bush had declared "mission accomplished" on May 1 2003 - after that, every new Iraqi who died by violence would be a signal that the president was wrong, and would show that a war conducted in the nam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was exacting a mounting humanitarian toll of its own.

But even though the Americans were not counting, people were dying, and every victim had a name and a family. Wedding parties were bombed by US planes, couples driving home at night were shot at checkpoints because they missed a flashlight warning them to stop, and hundreds of other unarmed civilians were killed for no legitimate cause. In just the last three weeks of April 2003, after Saddam's statue and his regime were toppled, US forces killed at least 266 civilians - a pattern of overeager resort to fire which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So five years after Bush and Tony Blair launched the invasion of Iraq against the wishes of a majority of UN members, no one knows how many Iraqis have died. We do know that more than two million have fled abroad. Another 1.5 million have sought safety elsewhere in Iraq. We know that the combined horror of car bombs, suicide attacks, sectarian killing and disproportionate US counter-insurgency tactics and air strikes have produced the worst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in today's world. But the exact death toll remains a mystery.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estimates, but they vary enormously. The Iraqi ministry of health initially tried to keep a count based on morgue records but then stopped releasing figure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US-supported government in the Green Zone. The director of the Baghdad morgue, already under stress because of the mounting horror of his work, was threatened with death on the grounds that by publishing statistics he was causing embarrassment. The families of the bereaved wanted him to tell the truth, but like other professionals he came to the view that he had to flee Iraq.

An independent UK-based research group, calling itself the Iraq Body Count (IBC), collates all fatality reports in the media where there are two or more sources as well as figures from hospitals and other official sources. At least four household surveys have been done asking Iraqis to list the family members they have lost. The results have then been extrapolated to Iraq's total population to give a nationwide estimate.

The results range from just under 100,000 dead to well over a million. Inevitably, the issue has become a political football, with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other supporters of the US-led occupation seizing on the lowest estimates and opponents on the highest.

Trying to cut one's way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jungle quickly becomes a battle over methodology, and sometimes over motives. Critics even raise the spectre of fraud, claiming survey interviewers fake the evidence by inflating the figures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e initiators of the Iraq Body Count, which has produced the lowest figures, were no advocates of the invasion. John Sloboda, an Oxford-based psychologist who co-founded the group, was provoked to do so precisely because he saw no official institution willing to count the human cost of the war. His organisation decided to use "passive surveillance", a statistically conservative method that only deals with facts on the ground. The IBC lists all cases where at least two media sources report an incident causing one or several deaths, keeping a careful tab of the victims' age, gender, occupation, manner and place of death, whe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a running total (which now numbers just under 90,000), its figures have allowed the IBC to produce some of the best data and analysis on how the Iraq war has changed over five years. They reveal that the Americans killed four times more civilian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the war (thereby provoking armed resistance to the occupation) than al-Qaida-linked insurgents did, in spite of the media's emphasis on car bombs and suicide attacks. They also show the explosion of criminal violence since 2003, one byproduct of the removal of Saddam Hussein's draconian security methods - or what Bush would call Iraq's new "freed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 and the Iraqi health ministry conducted a survey of 10,860 households in 2007. Ministry employees questioned 10 households in each of more than 1,000 clusters across Iraq's 18 provinces, picked to give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People were asked to list any family deaths in the two years before the invasion and the first three years after. Some 115 (11%) of the clusters, mostly in Baghdad and the mainly Sunni province of Anbar, could not be approached because of insecurity. The organisers decided to calculate the probable number of deaths the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rate of killing between April 2003 and June 2006 averaged just over 120 a day. This was double the number killed during Saddam's last two years in power. The study's figures ignored deaths from accident, disease or suicide. They estimated the civilian death toll in the occupation's first three years as 151,000. The true figure could be anywhere between 104,000 and 230,000 allowing for misreporting, they said. But even the lowest figure on this range is more than twice as high as the IBC's figure of 47,000 for the occupation's first three years. In December 2005, Bush gave a figure of 30,000 civilian deaths.

The WHO/Iraqi health ministry study was published in January this year in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Dr Salih Mahdi Motlab al-Hasanawi, the health minister appointed after the ministry's ban on releasing official morgue figures, said the survey was prompted by controversy over civilian casualties.

What he had in mind was the storm aroused by two studies led by researchers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n Baltimore and published in the prominen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In the first survey in 2004, 990 randomly selected families in representative locations across Iraq were asked to produce the death certificates and list the names of members who died between January 1 2002 and the start of the invasion, and those who died thereafter. Subtracting the former from the latter, this produced an "excess" rate. This was then used to calculate the deaths in excess of normal fatality rates in Iraq's total population.

The first survey found at least 98,000 such deaths up to October 2004. The second survey, in the summer of 2006, interviewed a separate but also randomly chosen sample of 1,849 households and found an excess of 655,000 deaths up to June 2006, of which 601,027 were said to be from violence rather than natural causes. This amounts to 2.5% of Iraq's population, or more than 500 deaths a day since the invasion.

The estimates were explosive and were widely report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y met instant dismissal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Downing Street. "I don't consider it a credible report," Bush told reporters. Blair's spokesman said the study's result "was not one we believe to be anywhere near accurate".

Sitting in his office in Camden in north London, where every surface is covered with wobbly piles of files, the Lancet's editor, Richard Horton, admits that the figure "seems crazy". "But the second study validated the first one. The pre-invasion mortality rate is the same in both, and the upward lines of the post-invasion rate are exactly the same", he says.

He is particularly pleased by information unearthed last year by 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request by the BBC's Owen Bennett-Jones. This found that the chief scientific adviser to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described the methods used by the second survey as "close to best practice" and added that the "study design is robust". The adviser warned the government to be "cautious" about criticising the survey findings .

The study in the Lancet was led by researchers at the Centre for Refugee and Disaster Response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t was 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ne of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of charting disease in a population or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 disaster. Like Horton, Gilbert Burnham, the centre's co-director, recalls his initial surprise when the figures from the team of Iraqi researchers started coming out: "It was like, 'Wow. Is this really the case? What is happening here?'"

Epidemiology is not a field for the faint-hearted. Like most things in the realm of statistics, it is innately political, touching on matters of health policy, international disaster aid in the aftermath of a disaster and, in the case of Iraq, the consequences of war. Leslie Roberts, a lectur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who w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Baltimore project, had a record of moral engagement in the horrors of war.

A high-school physics teacher who switched careers to take a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he did mortality surveys charting genocide in Rwanda and Congo in the 1990s.

Burnham's career route was circuitous, too. In 1970, while performing compulsory US military service as an army doctor in South Korea, Burnham and a team of medics began setting up village clinics. This led him into public health issues, which would later see him surveying the human cost of war in Kosovo and elsewhere.

The two men's collaboration on Iraq began in 2004, when most Americans still had faith in their president and his war. Burnham was uneasy about the news coming out of Iraq, but even more, about what he did not know. How was the population coping with the violence? How was Iraq's healthcare system functioning amid the breakdown of electricity and sanitation networks? "There was already a concern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is happening," he says. "There was clearly a need that had to be addressed to try to find some solid way of estimating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conflict."

Roberts distrusted the official estimates of the war's toll from the outset. "People had no clue what was going on in Iraq," he says. "At that point, if you had looked at the official numbers coming out from various sources - the Iraqi government, Iraq Body Count - the violence rate in Baltimore would have been far higher than in Iraq. That is, if you believe those official numbers of 12,000 by the time our study came out, and that's just crazy."

The Baltimore findings ran into criticism from all sides, including the Iraq Body Count. Sloboda wondered where the physical evidence was for the huge numbers of bodies or the vast crowds of wounded people, an estimated 800,000, that would be expected to come to Iraq's hospitals if violence was really producing a death toll of 655,000. "People may be frightened or hospitals are closed," Horton responds. As for the "missing bodies", he assumes people are often buried without first being taken to morgues where they can be counted.

While the first survey chose household clusters by means of a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the second one made a random selection of main streets within a series of areas chosen by population size. Twelve of these clusters were in Baghdad, five in Mosul, and three each in other areas such as Basra, Diyala and Anbar. A residential street that crossed the main street was then picked and two teams, each with two men and two women, would go to 40 households along it. Critics writing in Science magazine pointed to "main-street bias", since most car bombings take place on main streets or markets and people living nearby would be at greater risk than other Iraqis.

Madelyn Hicks of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t Sussex University cast doubt on the Baltimore survey because of its interviewers' apparent haste. The study says "one team could typically complete a cluster of 40 households in one day". It does not say how many hours they worked or whether the four interviewers worked individually, in small groups, or all together. If they worked as a large group over 10 hours - a long time in Iraq's heat and tough security conditions - this would allow only 15 minutes per household. In the conditions that prevailed, she said, "sometimes no one answers the door while residents peek through the curtains or check first with someone else at home. Once the door is opened, the team must be introduced and they must explain why they are there. If invited in, further introductions are made to household members, chairs are offered and refreshment is served ... Prospective interviewees do this not just to be polite, but for the opportunity to assess who these researchers really might be, their underlying motives, how they might choose to engage with these strangers, and what they would have to gain or lose in this engagement," she wrote in a critique (available at www.hicn.org).

She highlights a comment that Roberts made to the BBC, that in 2004 "it usually took a two-person team about three hours to interview a 30-house cluster" (an average of six minutes per house) and that this was "about twice as long" as in 2006. She finds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conducting a serious interview on such an emotional issue could be done so rapidly. The study said the choice of adjacent houses in a cluster was done deliberately for security reasons. "It was felt that the benign purpose of the survey would spread quickly by word of mouth among households, thus lessening risk to interviewers," it said. Hicks wonders whether this created short cuts in which the interviewers did not follow ethical and scientific norms by taking time to explain the survey in a calm atmosphere and get informed consent from every head of household.

Sloboda applauds the spirit behind the Baltimore survey and some of its findings. "It'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in that it confirms trends over time, and shows a rising trend year on year," he says. But he shares Hicks's doubts. "There is a lot of debate 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about how these figur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Several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ments centre on the lack of detail in the report about the precise methodology and the protocols that were adopted by interviewers in a highly volatile and tense situation," he says.

The most detailed criticism has appeared in a long study in the January 2008 issue of the National Journal, a right-of-centre magazine aimed at Washington policy-makers. It raised three sets of questions: possible flaws in the study's design and execution; a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the data which has raised suspicions of fraud";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held by the authors and the funders, who include George Soros's Open Society Institute.

The National Journal described the Baltimore study's Iraqi field director, Riyadh Lafta, as "a child-health official in Saddam Hussein's ministry of health when the ministry was trying to end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gainst Iraq". They say he claimed high rates of child malnutrition during the sanctions period without giving data from the pre-sanctions period by which they could be measured. They allege he and his interviewers for the Baltimore study worked "under brutal political pressure" at a time when the health ministry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Moqtada al-Sadr, the anti-occupation Shia religious leader. They say Lafta had little supervision and has rarely appeared in public or been interviewed. He presented his study to an off-the-record meeting of experts in Geneva last May but none of the attendees has agreed to describe his remarks. He refused to respond to emailed questions from the National Journal.

The Baltimore study's authors have declined to provide the interviewers' reports and questionnaires, a non-transparency issue which also worries the IBC researchers.

Responding to the criticism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visit so many homes in a day, the researchers said in earlier Guardian interviews that most visits were terminated after the first question - if the household did not register any deaths. As for the allegation that their study suffered from "main-street bias", and that their results were skewed by car bombs which generally detonate on larger roads, the researchers argued that car bombs and other explosions account for only 13% of deaths.

In a long reply to the National Journal recently released on their website (www.jhsph.edu), th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efends Lafta, saying he was one of small number of doctors who never joined Saddam's Ba'ath party. He has frequently work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groups since 2003 and "asked that he not be contacted by the media out of concern for his safety and that of his family, a not unreasonable request in Iraq where doctors and academics are major assassination targets". On the alleged speed of the interviewers' work, the Baltimore people say most houses were in walled compounds and doorstep interviews were "judged to be the best survey techniques from the point of security and cultural acceptability". They say the interviewers' data with names and addresses cannot be released for fear of endangering the families. As for the funders' political views, they say this is irrelevant since the interviewers were not told who the funders were.

Finally, they point out that more recent data confirm their findings and even suggest a higher figure. The British polling firm Opinion Research Business (ORB) asked 1,720 Iraqi adults last summer if they had lost family members by violence since 2003; 16% had lost one, and 5% two. Using the 2005 census total of 4,050,597 households in Iraq, this suggests 1,220,580 deaths since the invasion. Accounting for a standard margin of error, ORB says, "We believe the range is a minimum of 733,158 to a maximum of 1,446,063."

One expert also believes the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may be higher than the Baltimore/Lancet figure. Frederick "Skip" Burkle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at Harvard University who ran Iraq's ministry of health after the war but was sacked by the US and replaced by a Bush loyalist. He says the survey ignored the occupation's indirect or secondary casualties - deaths caus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health services, unemployment and lack of electricity. Two surveys by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found a rise in infant mortality and malnutrition, he notes, so why are those figures not reflected in the second study that appeared in the Lancet?

The controversy will clearly run and run, probably long after the Iraq war eventually ends. One thing is certain, and it provides no comfort for Bush, Blair and other occupation supporters. They continue to claim that, whatever errors may have been committed since the invasion,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will be that the toppling of a brutal dictatorship was an unmitigated benefit. That alone means the invasion was a blessing for the people of Iraq.

Alas for Bush and Blair, most statisticians do not support their case. Nor can any journalist or other independent witness who has seen the pain of the bereaved still living in post-invasion Iraq or the millions who have escaped to Jordan and Syria. Estimates of the Iraqi deaths caused by Saddam's regime amount to a maximum of one million over a 35-year period (100,000 Kurds in the Anfal campaign in the 1980s; 400,000 in the war against Iran; 100,000 Shias in the suppressed uprising of 1991; and an unknown number executed in his prisons and torture chambers). Averaged over his time in power, the annual rate does not exceed 29,000.

Only the conservatively calculated Iraq Body Count death toll credits the occupation with an average annual rate that is less than that - some 18,000 deaths in the five years so far. Every other source, from the WHO to the surveys of Iraqi households, puts the average well above the Saddam-era figure. Those who claim Saddam's toppling made life safer for Iraqis have a lot of explaining to do.

247 dead: Last week's death toll (as counted by Iraq Body Count)

Monday March 10 - 34 dead
Including Dr Khalid Nasir, the only neurosurgeon in Basra; sheikh Thair Ibrahim and his five-year-old niece, killed by a female suicide bomber; 10 people killed by a suicide bomber; and a mother and son killed by gunmen.

Tuesday March 11 - 90 dead
Including a couple kidnapped the week before; 16 members of a family returning from a funeral, killed by a roadside bomb; three killed in a US air strike; and 20 people whose bodies were found in a mass grave.

Wednesday March 12 - 24 dead
Including a 10-year-old girl killed by US forces; five shot and beheaded at a checkpoint; and three truck drivers killed in a roadside bomb.

Thursday March 13 - 39 dead
Including a journalist killed by gunmen; 18 people killed by a car bomb in Baghdad; a 15-year-old girl shot dead by police; and Archbishop Paulos Faraj Rahho.

Friday March 14 - 15 dead
Including ex-footballer Munther Khalaf, killed outside his home by a group of armed men; a street sweeper killed by a roadside bomb; an Iraqi interpreter, killed by a suicide bomber; and the son of the chief of al-Kharaj tribes, killed during a raid by joint forces.

Saturday March 15 - 19 dead
Including Hussein Awda, killed by gunmen; three brothers; and an Iraqi contractor, Athir Ibrahim.

Sunday March 16 - 26 dead
Including two policemen killed in an armed assault and 16 others whose bodies were found, including that of an 11-year-old boy.

· Jonathan Steele's book Defeat: Why America and Britain Lost Iraq is published by IB Tauris in Britain, and Counterpoint Press in the US.

伊战5周年回顾：伊拉克战争5年大事记（美联社）

maxiaolin — Wed, 19 March 2008 09:10:23 +0800

伊战5周年回顾：伊拉克战争5年大事记（美联社）

Key events in Iraq since 2003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Mon Mar 17, 1:47 PM ET

Some key events in Iraq in the past five years:

2003: INVASION.

_March 17: President Bush gives Saddam Hussein 48-hour deadline to give up power.

_March 20: The U.S.-led invasion is launched.

_May 1: On an aircraft carrier under a "Mission Accomplished" banner, Bush declares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q have ended."

_July 13: Governing Council of U.S.-selected Iraqi officials takes office.

_Dec. 13: Saddam captured in underground hideout near Tikrit.

2004: RISE OF INSURGENCY.

_April: Photographs surface of prisoner abuse at Abu Ghraib prison.

_March 31: Four private security employees ambushed and killed in Fallujah, and their bodies hung on a bridge. U.S. forces later attack the city in some of the first major urban battles against Sunni insurgents.

_June 28: U.S.-led occupation authority turns over formal power to interim government.

_September: U.S. military deaths reach 1,000.

_Oct. 6: Top U.S. arms inspector in Iraq finds no evidence that Saddam's regime produce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fter 1991, discounting a main justification of the war.

_November: Deadliest month to date for U.S. forces: 137 deaths.

2005: ELECTIONS.

_Jan. 30: Iraqis elect 275-seat National Assembly in the country's first national elections since Saddam's fall. Shiite Muslim-dominated coalition wins 48 percent, Kurdish alliance 26 percent. Most Sunni Arabs boycott voting.

_April 6: National Assembly elects Kurdish leader Jalal Talabani as president.

_Aug. 31: At least 1,000 Shiite pilgrims killed in a bridge stampede caused by rumors of a suicide bomber in Baghdad.

_Oct. 15: Iraqi voters approve constitution in referendum, with strong Shiite and Kurdish support. Sunni Arabs largely opposed and win a promise that the next parliament will consider amendments.

_October: U.S. military deaths reach 2,000.

_Dec. 15: Iraqis elect new parliament with Shiite parties winning biggest bloc.

2006: VIOLENCE SPREADS.

_Feb. 22: In Samarra, suspected Sunni insurgents detonate two bombs inside the revered Shiite Askariya shrine, blowing the top off its landmark golden dome. The attack sharply escalates sectarian bloodshed and increases fears of a civil war.

_June 8: American airstrike outside Baqouba kills al-Qaida-linked insurgent leader Abu Musab al-Zarqawi and his spiritual adviser, Sheik Abdul-Rahman. "A significant victory in the war on terror," says Bush.

_Nov. 5: Saddam sentenced to death by Iraqi court.

_Dec. 6: The Iraq Study Group calls for a change in U.S. policies in Iraq, saying conditions are "grave and deteriorating" and recommends gradual transition of combat role to Iraqi forces.

_Dec. 30: Saddam is hanged.

_Dec. 31: U.S. troop deaths reach 3,000.

2007: TROOP BUILDUP.

_Jan. 10: Bush announces that more than 20,000 additional U.S. troops will be sent to Baghdad and Anbar province in a mission dubbed "the surge."

_Jan. 16: United Nations reports that 34,452 Iraqi civilians were slain in 2006, nearly three times more than the government reported.

_June 24: Saddam's cousin, known as "Chemical Ali," and two other former regime officials are sentenced to hang for atrocities against Kurds in the 1980s.

_July 12: White House report required by Congress says Iraq has made satisfactory progress on eight of 18 political and security "benchmarks," unsatisfactory progress on eight others and that it is too early to judge progress on two.

_Aug. 14: Four suicide bombers hit a Kurdish Yazidi community in northwest Iraq, killing at least 520 people and wounding 350 others.

_Sept. 10: Gen. David Petraeus tells Congress he envisions the withdrawal of roughly 30,000 troops from Iraq by mid-2008.

_Oct. 23: U.N. refugee agency says nearly 2.3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inside Iraq, and more than 2.2 million have fled 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2008: DRAWDOWN?

_Jan. 9: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Iraqi government estimates that about 151,000 Iraqis died from violence in three years after the U.S. invasion.

_Jan. 25: Iraqi Prime Minister Nouri al-Maliki announces plans for "decisive" offensive against al-Qaida in Iraq in northern city of Mosul after two days of bombings kill nearly 40 people.

_Feb. 1: Two woman carrying explosives enter pet markets in Baghdad, killing nearly 100 people in the blasts.

_Feb. 25: The Pentagon says 140,000 U.S. troop levels in Iraq will be about 140,000 — higher than the 132,000 before the surge.

美国高官撰文谈未来在伊拉克驻军问题

maxiaolin — Fri, 15 February 2008 18:58:17 +0800

美国高官撰文谈未来在伊拉克驻军问题

时间：2008年2月13日

来源：美国国务院估计信息局

原标题：国务卿赖斯和国防部长盖茨撰文谈未来在伊拉克驻军问题

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Gates)在2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联合发表题为"我们下一步需要在伊拉克做什么"(What We Need Next in Iraq)的署名文章。以下是这篇文章的中译文，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转载本文不受版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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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步需要在伊拉克做什么

康多莉扎·赖斯和罗伯特·盖茨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伊拉克人致力于自行维护国家主权。伊拉克军队和警察在伊拉克大片国土上发挥了维护安全的主导作用。伊拉克正在建立与其他中东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人民希望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也冀望与美国发展更正式的关系。

我们的军队和外交人员为帮助伊拉克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一进程将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我国驻伊拉克大使瑞安·克罗克(Ryan Crocker)将为实现与伊拉克政府关系正常化的基本框架开始进行谈判，以达成一般所称的"驻军地位"协定。我们要求国会与公众支持我国高级外交与军事官员进行这些谈判的努力，我们坚信这样的谈判对在伊拉克取得最后的成功，并进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和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介绍一些背景情况。美国军队长期或临时驻扎在外国领土上，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从驻军的使命范围到日常生活的细节问题，从授权参战到递送邮件的具体规定等。我国同115个以上的国家签定了针对各种不同情况的驻军地位协定。这些协定是在考虑到驻在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我国驻军的特定要求及其使命后制定的。

美国和我们的联盟伙伴在伊拉克驻军及其扮演的角色是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授权的。联合国的现有授权将到今年年底期满，而伊拉克方面已经表明不会寻求这一授权的展期。伊拉克希望能作出更符合处理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常规安排。

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进行一场有关未来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及其组成和使命的辩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为了伊拉克的稳定能继续取得进展，美国军队在今年年底以后，仍需要在伊拉克继续开展行动。

在谈判中，我们寻求明确美国驻军的基本范畴，包括有效开展行动和执行重要使命所必需的适当权力和权限，如帮助伊拉克政府打击"基地"组织、培训伊拉克的安全部队和阻止杀人武器和训练人员从伊朗的流入等。此外，我们还寻求为牢固的美伊关系建立一个能反映两国共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利益的基本框架。

谈判不会要求美军继续执行作战任务，不会要求确定驻军规模，不会要求美国承诺与伊拉克一起对他国作战或作出其他类似的安全承诺，也不会要求授权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永久性基地(我方和伊拉克方面都无意这样做)。与久已确立的有关此类协定的惯例相一致，也不会有任何理由会涉及美国参议院行使批准条约的权力，虽然我们仍会与国会的相关委员会进行紧密合作，向议员们提供情况，保持完全透明化。机密信息的通报已经开始，我们期待国会提出意见。

简而言之，今后几个月的谈判内容绝不会束缚下一任最高统帅的手脚，无论由谁来担任这个职务。相反，谈判的结果将使下一任总统获得保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法律权力以及制定下一届政府行动方针的广泛空间。

人们普遍认识到有必要建立这一种正常的双边关系。建立这种关系得到了伊拉克社会各类群体──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中的温和政治力量的一致支持。两党的一些资深参议员也要求建立这种关系，其中包括卡尔·莱文(Carl Levin)、约翰·沃纳(John Warner)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两党的一些专门小组，如以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上将詹姆斯·琼斯(James L. Jones)为主席的伊拉克安全部队问题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the Security forces of Iraq)也做了促进工作。同样，贝克-汉密尔顿委员会(Baker-Hamilton commission)也主张执行一系列需要签定这类协定的长期使命。

几乎可以肯定，随着我国驻军人数继续减少，我军任务的转变和伊拉克人继续坚持国家主权，2008年将成为这一过渡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但要让我们在近几个月中所看到的成功继续下去，伊拉克人民和政府就仍将需要我们的帮助。伊拉克人要求同我国的关系正常化，而这种关系将是在伊拉克获得成功的基础之一，未来的美国政府可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