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社驻巴勒斯坦女记者、博友洪漫发表了一篇关于记者遭遇的稿件，让人为她和她的各国同事捏把汗，也勾起我对常驻加沙的一些回忆。特帖出2002年我刚回国时撰写的一篇相关稿件以及两位同事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也以此祝福洪漫身心安康，凯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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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条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款规定，新闻记者有权享受平民享受的保护，即使他们出现在暴力发生的区域内。

旧文新读：记者喋血巴勒斯坦

本月13日（2002年3月13日），无疑是个让所有记者唏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们又失去一位勇敢的同行。继去年10位记者蒙难阿富汗、美国记者珀尔上个月在巴基斯坦遭恐怖分子"撕票"之后，我们又在巴以冲突前线失去一位意大利战友拉法埃莱·奇列洛，一位闯荡过多个战场的摄影记者，一位身中6弹仍然拒绝立即倒下的男子汉。

我不认识奇列洛，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我们曾经拥有过一个共同的战壕，面对同一支军队的枪炮和炸弹。告别加沙50天，但加沙的火爆冲突现场总会回闪在我的眼前，仍在前线冒死见证历史的同行们依旧让我揪心。奇列洛的死，使我回忆起自己所经历的迄今已持续将近18个月的巴以冲突、以及自己所熟识的16位倒霉的同行朋友。他们当然是不幸的，因为与我相比，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与奇列洛相比，他们毕竟保全了生命。

参与巴以冲突报道的记者数以千计，受伤挂彩的不在少数。据巴勒斯坦记者协会统计，在冲突的最初3个月里，受伤记者就超过了40人。一年后，受伤人数接近200人。其实，奇列洛并不是在巴以生死线上蒙难的第一位记者，因为已有3名巴勒斯坦记者先于他殒命，只不过这些当地记者至今还没有引起全球媒体应有的关注。

倒霉的CNN首席记者

如果说，防护装备或许能使法国记者波尔吉耶免于伤残的话，那么，这类装备对于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CNN）驻开罗首席记者本-魏德曼来说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位英俊的美国中年男子恰恰是在身着防弹衣的情况下腹部连中两弹。

我最初认识有着中东血统的本-魏德曼（应该是犹太人的后代）也是在2000年10月初，以色列人设在加沙的尼茨萨利姆定居点的路口。他让我见识了堪称全球电视媒体国际新闻报道领头羊的CNN是如何作现场报道的：从容不迫地以交火现场为背景，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对着电视摄像镜头重复串场词。

10月底的一天，我们曾一起在加沙城东的卡尔尼检查站实录流血冲突。卡尔尼检查站是连接加沙和以色列的货运检查站，所有进出加沙的物资基本上都经过这里。由于检查站旁边的一条岔路向东连接以色列，所以，这里也成为部分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进出加沙的必经之路。自从以军把尼茨萨利姆定居点路口的楼房和果园铲平后，巴示威者失去发动石头战的依托，紧挨着加沙工业园的卡尔尼检查站一跃上升为第一热点，1个月内有30多名示威者在这里被打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在冲突现场，我们隔着4号公路，与对面的冲突双方呈比较分明的三角位置，眼看着上千名示威者守在路边的厂房和民居住宅旁与以军对抗。眼前的硝烟、石块和子弹都似乎变成了一幅活的画面。尽管如此，还是有两颗子弹飞到相距我们3米远的地方，最后，越来越火爆的冲突迫使我们离开了现场。

11月初的一天，本-魏德曼在我们俩几天前同处的这一位置被两颗子弹击中。子弹从防弹衣的侧下方钻进他微胖的肚子。他先被送往加沙舍法医院，并荣幸地得到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的看望，后来又被转入以色列一家条件更好的医院。

起先，巴以双方谁都不承认对本-魏德曼开过枪，他本人也保持沉默。但出院后，他还是打破了沉默，认定是以色列人向他开了枪，而且是在他明显一身记者装束而又与示威者保持着相当距离的情况下开了枪。

红颜"薄命"的尤拉

我在加沙国际机场认识了时年26岁的美联社女摄影记者尤拉·莫纳科夫。2000年10月中旬的一天，以军在关闭加沙国际机场后重新允许其开放。我们几十名记者到机场去采访。

为了拍摄机场的全貌、并且参加巴勒斯坦民航局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全被引上了狭窄的指挥塔。指挥塔的楼梯陡直和狭窄。我上楼后发现身后一位女记者背着不少摄影器材，正在艰难地攀登。我"英雄救美"，提出帮她一把。她抬头表示感谢时，我才发现她的确长得漂亮，而且文静得近乎羞涩。

等候新闻发布会期间，我们聊了几句。她说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受雇于美联社，刚到加沙没有几天。由于她秀丽、文静和纤小，却身穿防弹衣、肩负几十公斤长枪短炮般的器材，形成了巨大反差，因此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1月11日，尤拉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采访时被以军的达姆（俗称炸子，是国际禁用弹药）弹击中腿部和骨盆，造成多处骨折。以军军事法庭事后就这一事件展开了认真调查，确认两名官兵对尤拉的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宣布了对他们的处罚。法庭认定，尤拉当时具有明显的记者和女性特征，而且中弹之时尤拉附近并没有巴方武装人员向以军开枪，因此判定两名肇事官兵违反了动用枪械的程序。这是巴以冲突爆发后以军官兵首次因伤害记者而受到调查和处罚，也是极为少见的以军官兵因为胡乱开枪导致不必要伤亡而受到处罚的案例之一。

然而，不管多么重的处罚，都无法弥补尤拉付出的惨重代价。尤拉出事的当天，新华社外事局的张忠英大姐特意打来电话，说总社有关部门立即研究并同意了我购买防弹衣的申请（张大姐90年代初随先生李红旗创建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她们曾驾驶以色列牌照汽车到驾驶接送同事，遭到巴勒斯坦少年石块袭击，车窗被打碎，下车后说明身份才算了事。此事10多年后让让张大姐心有余悸——博主新注）。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注：作者马晓霖系新华社驻加沙分社前任首席记者，１月底结束任期返回北京。）本文见刊于《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纸媒

本—魏德曼（巴勒斯坦通讯社发）

遭到以军击打的巴勒斯坦记者（巴勒斯坦通讯社发）

前路透社记者、现美国Getty图片社摄影师，巴勒斯坦人哈提姆（2001年6月）。2005年我采访麦加朝觐意外与其相遇，发现其嘴唇上多了一处伤口，他说是以军的流弹所致，并说这是他身上第18处枪伤。

路透社美国女记者卡瑟琳（2001年，加沙）

教授兼自由摄影师、巴勒斯坦人穆菲克（2000年10月，加沙）

巴勒斯坦记协抗议以军炸死当地记者，巴勒斯坦通讯社发

巴勒斯坦通讯社记者拉姆兹

荣获国际摄影大奖的路透社巴勒斯坦记者舍海卜

舍海卜（左背影）冲向加沙以军空袭现场（2001年9月）

路透社记者哈桑展示以军投掷的催泪瓦斯（2000年5月）。他是舍海卜的亲哥哥。

法新社记者、巴勒斯坦人阿迪勒

自由电视摄影师、巴勒斯坦人扎卡利亚（左）

在加沙冲突现场被以军直升机炸毁的采访车（2000年10月）。一度被误报为我的吉普车，引起同事焦虑。

博主在加沙冲突现场（2000年6月），路透社记者哈桑摄。

博主与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2000年11月），使馆朋友摄

博主最喜欢的一张战地照片（2001年加沙南部），舍海卜摄

袭击我的犹太极右翼分子被警察就地拘捕（2001年9月），东耶路撒冷

 

附件一：新华社专稿：意大利记者遇难拉马拉
(2002-03-15 06:55:00——网站转发时间)

在巴以，血腥和死亡还在继续。
打红了眼的以军士兵，从联合国机构到救护车以至外国记者，全都打遍了。

13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意大利摄影记者拉法埃莱·奇列洛倒在了以色列坦克炮火的硝烟中，成为自2000年9月巴以爆发流血冲突以来首位以身殉职的非巴勒斯坦新闻工作者。

“很明显，他们是故意的”
受害记者奇列洛的同事阿马德奥·里库奇目击了奇列洛遇害的全过程。

“大概是上午9时30分左右，我们几个记者想从市中心穿过。一辆以色列坦克突然从大约150米外的街道拐角处窜出来，事先没有作任何警告就向我们开枪扫射。”里库奇说，“子弹射中了奇列洛的腹部。他捂着伤口冲进附近的一家巴勒斯坦医院，但由于途中大量失血，到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据事后抢救奇列洛的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在奇列洛的腹部总共找出了6处弹孔。

“我们当时应该发现潜藏的危险，因为在我们附近刚好有一些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里库奇事后在接受意大利无线电广播公司采访时对奇列洛的死表示后悔不已，“我们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

里库奇还说，以军坦克出现并开枪射击后，巴武装人员立即与之发生了交火。
同一天，一名法国记者也在拉马拉不同的地点身中流弹，伤势严重。但目前还没有更加详细的报道。据一名当时也在事发地点的法国记者邦雅曼·拉利奏说，他看见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从市中心马纳拉广场前方的街区走来。突然，这名武装人员的身边发生了爆炸，并伴随有大量的榴散弹四处横飞。他说，受伤法国记者就是被流弹所伤。

另外，现年35岁的埃及电视台通讯员塔里克·阿卜杜勒·贾比尔当天也在拉马拉遭到以色列武装人员的袭击。“当时我正在开车，旁边有一名我的同事。当车开到市中心附近时，数名以色列士兵向我们开了枪，至少有5枚子弹射在我的汽车上。有一枚子弹还穿透了车门、射在了我的右肋上，幸亏当时我穿着防弹衣。”贾比尔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他们是故意的，因为我的汽车外面贴有我们电视台的台标，他们不可能看不见。”

以军曾扫射记者驻地

就在前一天，12日凌晨时分，在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以军对临时居住在离阿尔·阿马里难民营不远的“新城市旅馆”内的记者们扣动了机枪扳机。

为了更加真实地报道事实，奇列洛和其他40多名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欧的新闻工作者几乎是深入到了战场的最前沿，但他们没有料到会有这般遭遇。虽然12日以军的夜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已经证明了一些无须证明的事实。

以军对12日向记者们开枪的解释是：当时有部分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在“新城市旅馆”的顶楼向以军先开了火。但当时在场的记者们一致否认这栋已经显得有些拥挤的“新城市旅馆”小楼内还能容纳“部分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不知道是记者撒谎，还是以军心虚。

但不管怎样，13日奇列洛的死也许是撒谎和心虚都改变不了的铁的事实。
当天，以色列军方对这两起事件表示遗憾。 但他们强调说，目前还没有调查出“导致这些事件的真实内幕”。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拉弗维兹·奥利维尔表示，要对奇列洛遇害事件“保持观望态度”。


“（巴以）双方这几天大大小小的交火相当频繁，”奥利维尔说，“现在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

一些国际新闻机构对奇列洛的遇难都纷纷表示愤慨，并强烈要求巴以双方首先要保证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驻以色列外国记者协会13日发表声明，谴责当天发生的射杀记者事件。“记者是第一手新闻的来源，记者是中立的事实发掘者。”该协会说。“而且，从外观上讲，记者也是最容易确认的。不管战争发展到什么阶段，冲突双方都应该重视和保护记者的安全。”

“真正的战地记者”

现年42岁的拉法埃莱·奇列洛是一名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此次因受聘于意大利《晚邮报》而深入巴以战地。

在奇列洛从1992年开始的整整10年新闻生涯中，其足迹遍及黎巴嫩、卢旺达、科索沃、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等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几天前，他刚刚从硝烟未散的阿富汗战场归来，继而又转入战火纷飞的巴以冲突现场。他的朋友都称他是“真正的战地记者”。

去年11月，与奇列洛同赴阿富汗的意大利《晚邮报》女记者玛丽娅·格拉齐亚·库图利在从阿富汗南部城市贾拉拉巴德通往首都喀布尔的公路上遭遇不明身份的持枪者伏击，遇难身亡。

1998年，奇列洛把自己10年来的经历整理成文字和图片一一对应的形式，并创办了自己以反映第三世界人民疾苦生活的网站（www．ciriello．com）。他把这个网站命名为“地狱寄来的明信片”（PostcardsfromHell）。4年来，他不断地充实自己网站的内容，包括他对阿富汗战场上牺牲同伴的哀思。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今天，明信片寄到了奇列洛自己的手中。不知道今后还有谁会继续在他的网站上补写这段历史。来自罗马的消息说，奇列洛身后留下了一个只有1岁的女儿。

意朝野震惊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外交部秘书长朱塞佩·巴尔多奇13日召见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埃胡德·戈尔，要求以色列方面调查并澄清奇列洛遭以色列军队枪击身亡的事件。

与此同时，政府和议会纷纷对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意大利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迅即赶赴拉马拉出事地点调查，意大利驻以色列大使馆圣阿加塔也已责成以色列军方就此事作出解释。

正在国外访问的意大利国家和政府元首都就此事发表了谈话。在南非访问的意大利总统钱皮对新闻界说，奇列洛的遇难令他深感痛心，他对新闻从业人员在战乱地区的危险工作表示敬意。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就奇列洛之死发表评论说，意大利为中东地区灾难性的局势付出了代价。

新华社记者紧急撤离

3月13日，接到新华社总社紧急下达的撤离加沙的指示时，新华社记者杜震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好好吃饭睡觉，正发愁怎么解决肚皮的问题。直到这一刻，他才忽然意识到，作为加沙最后一名长驻外国记者，这回看来必须离开了，至少是暂时的。

天色已晚，怎么走？出租车肯定已经找不到了，尤其是在当时情况下。以色列军队昨天刚刚结束了对加沙的全面进攻，今天有一名意大利记者在拉马拉被打死。打红了眼的以军士兵，已经从联合国机构到救护车、以至外国记者，全部打遍了。

总社的指示坚决而又富有人情味：当晚必须离开。经过耶路撒冷分社领导和中国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办事处协调，由办事处负责将杜震送到埃雷兹检查站，然后由耶路撒冷分社首席记者明大军和记者聂晓阳（为防止以军在夜间误认为是自杀性攻击者而开枪，必须有两人同行）连夜驱车80多公里，经过屡遭袭击的以色列定居点，把杜震接到耶路撒冷。这同样也要身历险境。

来到中国驻巴办事处的时候，杜意外地发现，办事处主任吴久洪已经放下手中繁重的工作，决定与司机一起用专车亲自送他到埃雷兹。的确，到埃雷兹的路必须经过一段巴以经常交火的地段。不到24小时以前，就有1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那里被打死。有中国外交官在，杜震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挂起中国国旗，坐上办事处的外交车，穿行在加沙空寂的街道上。昨天，也是在这条路线上，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青年手举步枪，高呼口号，开赴抵抗以军的前线。今夜，这里不正常的宁静，似乎预示着将要发生更加激烈的战斗。这战斗已经持续了17个月，新华社的记者们始终处于最前线。加沙首任记者马晓霖就曾冒着枪林弹雨，发回无数珍贵稿件和图片，坚持了漫长的3年———1000多个日夜。

接近埃雷兹的时候，夜空中，一架以军直升机从以色列境内基地起飞，向加沙方向飞去。但愿它不要轰炸，否则，办事处的车就得经历非常危险的空袭。

在枪的直视下回家

到达埃雷兹的时候，巴方安全警察早已撤离到掩体内，只有一辆救护车孤零零地停在以军的警戒线外。一问才知道，他们来接被以军打死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

刚下车，以军碉堡内的喇叭就开始用希伯莱语喊话。不用说，与往常一样，是要记者步行过去，当然还得让他们看见手中没有“家伙”。这时候，吴主任要杜震先把相机和电脑留在车上，然后一定要慢慢地向碉堡走过去，同时要把护照高高举起；走近后，从碉堡的小窗口递进护照，后退。虽然是以前打过交道的士兵，他们仍然把杜震护照的内容用电话通知检查站，然后才同意5分钟后他可以回到驻巴办事处的车上取相机和电脑，开始入关。

顺利入关，杜震目送驻巴办事处的车慢慢离去。再转身，发现今夜以军全副武装，士兵端枪的手指就搭在扳机上。在关口另一侧，也同样停着一辆救护车。一群以军士兵在对车里的巴勒斯坦人尸体作最后检查。

不敢停留，杜震快步走到入关的通道，接受以军详细检查。同以往一样，每一个包都必须打开，电脑必须开机，相机必须证明能够拍照，收音机必须能够放出广播节目，等等。甚至杜震所带换洗衣物也必须开包检查。

手续虽然复杂，但还算顺利。出关后，远远就看见耶路撒冷分社首席记者的车被挡在警戒线外，他们在向杜震招手致意。终于可以回到相对安全的另一个家了，杜震心想。

上车后，再回头看看埃雷兹，还能再回来吗？但愿……（据新华社专电）

博主注：文中的杜震是临时接替我并在巴勒斯坦工作3个月的新华社青年记者。杜震基于我在加沙三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的经历，戏说我长了第三只眼。我回国后委托他给我整理留在分社的照片，他在刻录的光盘上注明：马王爷之像。此后，我就用这个名字做了网名。由于加沙安全形势的恶化，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最终迁移至相对安全的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新华社加沙分社也奉命随迁拉姆安拉，但仍叫做加沙分社。

附件二：《北京青年报》——记者的荣誉
[ 2002-03-22 ]

作者：王继雨

就在奇列洛遇难一周前，编辑部邀请新华社驻加沙分社记者马晓霖作报告。马晓霖与奇列洛是同龄人，他的许多冒险经历可谓九死一生：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距他仅200米远的地方爆炸；哨卡的机关枪连发数弹直中他驾驶的吉普车顶部......当被问到这两年来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最大的危险和困难不是缺水、缺电，也不是害怕流血和死亡，而是看到别人的死亡......特别是从爆炸现场采访回来，最困难的是无法安定和开导自己。"说到这里，一向刚毅的他也哽咽了。他的回答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更加意识到身负的职业责任。

我国新闻界老前辈、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曾说过，"新闻记者是最具风险性的职业之一。在日常报道中，这一点也许还不太明显，但是，若遇到战争、动乱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那就是对记者的思想、毅力、品格、作风的巨大考验。"据有关统计，每年都要有数十名我们的同行在工作中遇害或遇难。而战地记者则要比冲突双方的普通士兵有更大的危险。因为士兵只需对付来自敌方的攻击，而记者，如果离前线特别的近，则可能会遭到来自双方的攻击。奇列洛的死就是一个例证。

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统计，在过去10个月的巴以冲突中，大约有50名记者被枪炮所伤，"大部分是被以色列士兵击中的"。而在阿富汗战争中，新闻报道工作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都混乱。据统计，迄今为止在阿富汗战争中遇难的记者数目已超过西方军事联盟丧生的士兵数目。

即使新闻职业如此这样危险，也没有吓住这一职业群体的发展壮大和从业人员的前赴后继。无论在海湾、科索沃，在中东、在阿富汗，在国际、国内。这是为什么？仅仅是为了饭碗？不！是因为这一职业所特有的责任感和神圣的荣誉感。一位从自卫反击战前线下来的军人曾为没有受伤而感到耻辱，是因为他有军人的荣誉感。有个叫刘爽的同行曾说："一个职业如果没有荣辱支撑，这个职业就无法生生不息地产生优秀的职业人。"我想这是一个真理。

(王继雨，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曾作为战地记者参加海湾战争并三赴动乱的索马里战地采访。根据战地采访经历出版《目击当代热点战争》一书。作品曾获中国优秀新闻摄影作品金牌奖、中国新闻奖铜牌奖等多项奖，曾任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编辑室主任、主任编辑，现为《中国画报》副总编辑）

（中华传媒网 点儿摘自《北京青年报》）

本篇照片，除注明外，均为博主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