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我去年12月间应约为《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撰写的应景文章，但是，其中提到的一件事与今天有关。借此，向那些富有人道关怀、不完全唯上或跟风而动的媒体及从业人士表示敬意，也向我死难的同事表示哀悼和怀念。

9年前的这一天，还有多少人记得？

自1983年我18岁时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至今，扣除在国外学习、工作累积近7年的时光，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多达17年，应该算是半个北京人了，养成读报的习惯并开始阅读《北京晚报》应该也有十来年了，我和它的关系应该说若即若离，时断时续。

刚结婚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每次下班和太太去买菜或者饭后散步，总会顺手买一份《北京晚报》--生活在北京，不看本地的第一报可不行，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那时候没孩子，两个人想去看电影，看展览，听音乐会，信息多半从《北京晚报》上获得。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短小精干的本地动态消息外，还有精彩、隽永的副刊文字，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名记刘一达的“京味北京报道”栏目，什么房虫啊、车虫啊、鸟人啊等等，来自北京市井生活最底层的深度报道在他笔下是那么的有滋有味，细腻动人。特别是他报道中大量使用的北京方言、俚语、典故、钩沉，知识性、实用性很强，给我们这些“北飘”族不少本地文化的启蒙和滋养。

1996年从科威特结束第一次驻外后，我的家搬到石景山鲁谷小区，离我工作的新华社更远了，每天单程驱车1个小时甚至还多，自然，无论是坐班车还是乘地铁，买报、看报往往成为必不可少的路途消遣方式。这个时候，我担任《环球》杂志副总编辑，工作担子重了，又当了爸爸，家务活也多了，开始明显感觉生活节奏加快，无暇读书、读报，但是，无论如何，《北京晚报》仍然是我每次必选并快速阅读的几份报纸之一，看的最多的是头版要闻和末版国际新闻。说实话，这时已经无暇去看更生活化的北京本地报道和副刊的闲淡文字，对《北京晚报》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翻个底朝天，仔细阅读和品味了。

其实，我不单纯是《北京晚报》的读者，应该也是作者。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从中东一线发回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以及在北京做编辑时撰写的分析和评论，在《北京晚报》落了多少次，我没有统计，报社好像也没有完善的稿件数据库统计，但是，我相信不会太少。可以类比一下，在巴勒斯坦常驻3年期间的2001年，我从加沙发回的报道被《人民日报》采用的数量和频率仅次于新华社华盛顿分社和莫斯科分社，在106个新华社驻外机构中列第三位，这当然不是我稿子写的好，而是有关巴以冲突与和谈的新闻一直是国际新闻热点中的热点，所以，我的稿件在《北京晚报》落地的应该不少。我还隐约记得，从巴勒斯坦回国后，我受命组建新华社国际新闻部《国际观察与评论编辑室》并担任首任室主任，负责新华社国际新闻深度和评论报道的策划、组织、编辑和撰写，这期间所写分析文章曾被《北京晚报》在国际版突出位置刊用，并且很罕见地将我的名字排了黑体字，我当时感到很荣幸，这大概是《北京晚报》对我这个所谓专家型记者的礼遇吧。

其实，我对《北京晚报》的感激源于该报对我另一篇小稿子的态度。1999年5月8日，北约军队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徐杏虎夫妇不幸遇难，邵云环的丈夫曹荣飞受重伤。当时，邵云环的中学及插队伙伴、我的大师哥常毅正在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担任参赞，他们两家的关系极好。噩耗传来，我们在巴勒斯坦的10多位中国人非常难过，常毅夫妇尤其沉痛，几次落泪。由于并不清楚更多的细节，大家设法与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各种机构取得联系，一则表达对这种暴行的谴责，二则表达对死难同胞、同事的哀悼以及对伤员的慰问，三则希望曹荣飞能化悲痛为力量（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使馆对曹严守邵云环死难的秘密，不知道他已经受了重伤），把孩子扶养成人。但是，由于通讯中断，无论是从办事处还是从我负责的新华社加沙分社，折腾了一天，始终无法把那份特殊的电报文传到贝尔格莱德……

当晚，我根据一天的经历撰写了通讯《一封没能出去的电报》并传回新华社总社。显然，当时总社还没有接到指示如何报道这起悲剧性事件，这篇通讯没有通发给新华社的所有用户，只是被当作专稿发给几家晚报，次日，被《北京晚报》采用。几天后，随着中国政府态度的明朗和坚决，大量回忆和怀念邵云环烈士的文章问世，并纷纷被新华社作为通稿向国内外所有用户播发。回国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这篇通讯竟是此类文章的开篇之作，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保持了克制和低调，《北京晚报》作为市民报纸显然更有人情味，更体谅普通百姓和读者关注什么。这就是我事后思考并对《北京晚报》心存感激和敬意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我由于职业的转换，接触《北京晚报》的机会少了，但是，我仍然要说，这是一份我喜欢的报纸，是一份有文化、有趣味、有担当和有深厚底蕴的报纸。在2008年到来之际，我衷心地希望它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和魅力。

（原标题，我与《北京晚报》，收录于《我们同行》-北京晚报创刊50周年纪念文集2，北京出版社。《北京晚报》创刊于1958年3月15日）

附：

一封没能发出的电报

-----------------------------------------------------------------------

http://dailynews.sina.com.cn 1999年 5月10日 18:11 北京晚报

　　当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到了地中海东南角的加沙地带，悲痛的气氛顿时笼罩在在此工作的11位中国人的脸上。处在这悲痛漩涡中心的便是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参赞常毅及其夫人潘德琴。

　　本月5日，马上要回国休假的常毅夫妇收到好友邵云环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一个传真，仔细把父母和北京的家务事一一托付。由于工作忙，潘德琴给邵云环的复信仅仅写了一半，悲剧就从天而降。常毅夫妇强压着悲痛，呜咽着委托记者通过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向曹荣飞转达一封言辞不多却饱含悲痛、克制和关怀的电报：

　　荣飞：

　　我们都知道了。任何语言也不能表达我们对失去一位挚友、一位姐妹的悲痛。收到5日的传真后，德琴正在给你们写回信，还没有发出，电视就有了报道。德琴已不能自已。我们无法安慰你，只想告诉你，在这悲伤之际，我们是多么深深地同情你和磊。你的伤势怎么样？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在由衷地牵挂着你们。替我们与可怜的云环告别。替我们深深地吻她。保重！保重！紧紧握你的手。

　　友：德琴常毅

　　为了这封短短的电报，记者的电话拨了一遍又一遍，从下午到晚上，从午夜到黎明，整整24小时，始终无法发出。电报的分量在电话的忙音声中越来越沉，它不仅满含着常毅夫妇对邵云环一家人的特殊情感，也载负着加沙11位中国人对南斯拉夫战火中同事和同胞们命运的牵挂。 （马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