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与“愤青”
一二九运动69周年来临之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时下非常时髦的词汇或曰现象:“愤青”。
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青年学生愤怒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继续蚕食华北,愤怒于国民党政府面对敌寇不战而退,发起了一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成为全国同胞抗日浪潮的击发器。
这是一群愤怒的青年,是不平则鸣的勇士,是铁肩担道义的热血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脊梁,也是我们每一个青年人的历史偶像。如果把视线拉得再开一点,我们可以说,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觉醒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都是那个时代的愤怒青年,他们愤怒于诺大的中国在三座大山重压下奄奄一息,民生凋敝,进而揭竿而起,浴血抛生,直到建立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
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愤青”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先辈们的愤怒不是自私的愤怒,是拯救劳苦大众的愤怒,体现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献身精神。如果说,毛泽东家境尚未清贫的话,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多数早期革命“愤青”都家境宽裕,生活无忧,就个人和家庭因素而言,我们找不出他们成为“愤青”的理由,更无法想象他们抛弃安逸选择艰辛甚至牺牲的“荒唐”。
古今中外不乏“愤青”。陈胜、吴广雨夜起事大泽乡,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勿相忘”,追求的是“均贫富”;刘邦和项羽艳羡秦始皇作威作福,分别发誓“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为的是一圆帝王梦。斯巴达克斯挑战罗马帝国为的是摆脱奴役和任人宰杀,“不自由,毋宁死”;吴三桂和普希金“冲冠一怒为红颜”……凡此种种,无不是生活所迫、野心所惑或情感所迷。作为凡夫俗子,这些“愤青”之举固然有可歌、可敬或可怜之处,但是,和我们的革命先贤之愤相比,境界和胸怀有天壤之别。
观之今天的中国,似乎又到了“愤青”时代,尤其是互联网天地中,到处是忧国忧民的言论。哀莫大于心死。愤怒是好事,说明我们的青年有思想、有激情、有理想,敢爱,敢恨,敢怒,敢言。
但是,部分“愤青”的言论和表现却无法让人恭维,他们要么缺乏对国际风云的总体认识和把握,缺乏对国情民情的真知灼见,只是一味地放空炮,发牢骚,很少能看到真正对国计民生的理性建言,要么,把网络论坛这个自由的言论天地当作相互谩骂和进行人身攻击的战场,甚至为了谩骂而谩骂,为了发泄而发泄,鲜见高尚的情操和格调,鲜见理性的说理和探讨,鲜见老一代革命“愤青”的远见卓识。
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产生不同的“愤青”,不同的“愤青”又对时代和社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之时,中国青年实在是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愤怒”,究竟应该怎样让我们的青春更有意义。
20041209

 

评论:
匿名 发表于 2005-11-29 10:41:51 IP:218.204.108.* |回复 |删除
青年学生应永记一二九运动,当今虽不能像那些历史英雄那样需要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只要能为祖国做一些贡献,哪怕是小小的贡献。